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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古城形成发展历史综述

日期:2013年05月08日17:18 点击数:

三、地方势力割据和拉萨古城的缓慢发展
    公元838年,朗达玛继赞普位并采取扶苯灭佛政策,封闭拉萨等地寺门,强迫僧人破戒或还俗,烧毁寺庙,后被佛教徒遇刺而亡。赞普遇刺,社会动荡,后又引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自此,吐蕃再无统一之主,奴隶制政权日益崩溃,分裂割据局面达四百余年。后八百年间,萨迦王朝的首府在后藏萨迦地方;帕木竹巴王朝的首府是山南乃东;藏巴第悉政权的首府是日喀则。虽然拉萨并未处于西藏权力的中心,但是它一直是西藏最古老最神圣的城市。
   
    (一)圣城随吐蕃王朝的瓦解而衰弱
    朗达磨灭佛和奴隶平民大起义两起影响重大的事件先后以拉萨为主要舞台拉开序幕。起义军利用佛苯火并的间隙,直捣吐蕃统治的腹地,许多宫堡城寨毁于兵难。郎达玛死后,“母后派系的臣民相互对峙,云旦占据卫茹,威宋占据约茹,卫约之间时常发生火并,其影响几乎波及全藏区,在各个地方也随着出现了大政、小政、众派、少派、金派、玉派、食肉派和食糌粑派等派系[19],互相进行争斗。”[20]两派互相讨伐,历时二十余年,最后以卫茹为根据地的云旦战胜了以约茹为根据地的威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茹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等方面已远远超过雅砻部落的发源地。同时,作为王朝都邑的拉萨城也随着吐蕃的瓦解而逐渐衰落。两派长期征战,致使布达拉宫在赤松德赞时遭到雷击火焚后,又遭兵燹,逐渐沦为废墟,雄宫坍塌,殿宇破败,荒草萋萋,乌鸦乱落,一片凄凉景象。[21]两派对峙,致使山南和拉萨两地的农牧业互补优势丧失,经济生产薄弱,饥荒瘟疫多发,前后藏人口大量流失,给拉萨城镇的发展造成重创。

(二)萨迦时期拉萨的征战及蔡巴万户管辖拉萨
    藏传佛教经过百余年的沉寂之后,在公元10世纪前后相继复兴。戒律从阿里古格和青海之地先后传入卫藏,佛法之火又在拉萨及其周围重新燃烧,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伴随公元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兴起,拉萨成为很多高僧大德[22]弘教之地。

    分裂割据的后期,鲁梅、巴、惹、征四集团在拉萨长期争夺,给拉萨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牧业生产带来很大危害,同时大、小昭寺等建筑的一部分被烧毁,给拉萨城市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后不久,蔡巴噶举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其他地方势力在拉萨的地位。

    1239年,蔡巴噶举派派使者到蒙古寻求靠山,忽必烈赐蔡巴庄园属民3700户。13世纪中叶,蔡巴成为元朝在藏划分的十三万户之一,其作为在当时前藏拉萨一带实力最强的四个万户[23]之一,在拉萨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它(蔡巴万户)不仅修建了蔡巴寺、贡塘寺[24],而且蔡巴噶举的创始人向•尊珠扎巴以及他的门徒和历代蔡巴万户长还曾长期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大昭寺,并多次对大昭寺进行修葺。还曾组织力量疏通水道,加固河堤,对城市的兴盛有过一定贡献。”[25]几代蔡巴万户长都被元朝皇室封为司徒,授予管理拉萨和拉萨河流域的权利。他们对拉萨城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管理,组织力量修筑和加固河堤,疏通市区水道,营造民房,整修八廓街,多次修葺大昭寺、小昭寺,保护布达拉宫废墟上遗存的古建筑,管理各个寺院和佛事活动场所,组织讲经布道活动,建立密宗院,编纂历史和宗教著作。后人怀念他们的功绩,将蔡巴万户长拉杰果瓦奔的塑像供奉在大昭寺神殿诸佛之中。

    当时拉萨宗教活动仍然十分盛行,修建了许多寺庙,如杰拉康寺[26]、热振寺、桑浦寺[27]、觉莫隆寺[28]、直贡寺、达垅寺[29]、楚布寺[30]等,都建立在拉萨周围,拉萨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

 四、格鲁派的崛起和拉萨古城的兴盛发展
    14世纪末15世纪初,格鲁派经过长期的经营,逐步统一了西藏全境。格鲁派的发展、传播始终是以拉萨为根据地进行的。在西藏佛教的各流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一个,但他的形成和发展对拉萨古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格鲁派兴起下的古城拉萨
    14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掌握了全藏的统治大权。帕竹的统治中心虽在乃东,但拉萨以其宗教发展史上的圣城地位和强大引力,仍为帕竹政权高度重视。乃东法王曾令内邬宗本[31]进行大规模修葺,后来又全力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在拉萨修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寺庙。内邬宗本南噶桑布也曾被元朝封为行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佥事。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盛大的祈愿大法会,进一步扩大了拉萨的宗教影响,强化了拉萨的宗教“圣城”地位。

    公元16世纪前后统治西藏的帕木竹巴政权已经衰败,仁蚌巴、第悉藏巴势力相继在后藏地区崛起,曾经盛极一时并且支持格鲁派的柳邬宗家族被第悉藏巴消灭。恰白先生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记载:“藏历第八绕迥的铁牛年(公元1481年),在噶玛巴红帽系活佛却扎益希或称京俄却吉扎巴的鼓动下,仁蚌巴诺布桑布的儿子贡桑巴和顿月多吉率领后藏方面的军队一万余人到前藏,驱逐格鲁派的施主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波和阿旺索南杰二人。“从此仁蚌巴措杰多吉担任摄政官‘替东’[32]。从公元1498年起禁止格鲁派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而改由拉萨附近的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寺院僧人参加。”[33]现在拉萨噶玛贡桑[34]地名的由来,就与当时噶玛噶举派在拉萨的活动以及噶玛贡桑寺的兴建有关。后到公元1518年,第悉阿旺扎西扎巴登位,才恢复了格鲁派三大寺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的惯例。帕竹政权还把在哲蚌寺的一座名叫“朵康恩莫”[35]的别墅献给了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后来改名为“甘丹颇章”。后来,统治拉萨一带的是格鲁派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施主——吉雪第巴[36]。吉雪第巴管理着从曲水到墨竹工卡之间的拉萨河谷,历任第巴为拉萨城区修桥筑路,加固河堤,建造房屋宫室,做了大量功德。稍早的时候,西藏传奇式的苦行僧汤东杰布,还在拉萨河上修架了铁索桥,大大改善了拉萨的交通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但是,新兴的格鲁派遭到以日喀则为首邑的第悉藏巴(藏巴王)的敌视和压制,从17世纪开始,前后藏不断发生争战,拉萨是他们反复争夺的地区,已经习惯和平生活的拉萨居民,又陷于一片惊恐和混乱痛苦之中,饱受战火的蹂躏。

(二)甘丹颇章统治时期的拉萨
    从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五世达赖到八世达赖时期,西藏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相对安宁,拉萨城市发展相对较快。在此期间拉萨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动乱,一次是公元1717年新疆准噶尔人入侵,一次是公元1727年前后藏发生战争,都由清朝中央派兵平息。特别是公元1727年到1788年间,除1750年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被诛引起短暂的骚乱外,拉萨人过了整整50年没有社会动荡和战争硝烟的和平日子。在此期间拉萨修建了大量贵族府邸、活佛家庙、政府衙门,还有商店、作坊、茶楼、酒店、民宅等等。

    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受清朝皇帝册封,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权,以拉萨为政权的中心,使得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此,拉萨作为西藏地方的首府,一直延续下来,拉萨的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著名寺院在这一时期都有较大规模的修茸和扩建,其中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改造、扩建,对拉萨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影响。这段时期,拉萨城建最大的工程要数五世达赖对布达拉宫的重建。1645年,五世达赖命第巴索朗热登重建布达拉宫,白宫修筑完工后,五世达赖从哲蚌寺下的甘丹颇章移居布达拉宫,这里成为以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和办公场所。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第巴•桑结嘉措修建了红宫和灵塔,1693年完工,在布宫前立无字碑以示纪念。布达拉宫的重建及其以后的增修改建,使之形成了今日的规模。五世达赖时期还大规模地修筑了大昭寺的神殿,对神殿围廊进行维修,“同时,在寺院大门门楼上下两层增建了五世达赖的喇让和第司的寝室,两个库房等,大昭寺遂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一个重要寺院,后来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噶厦设在大昭寺南面,另外还可有许多地方政府的机关都设在大昭寺的四面八方,大昭寺从一个单纯的佛教圣地逐步变成西藏地方政府实施政教合一统治的基地。”[37]始建于六世达赖时期的龙王潭[38],在五世达赖和第司桑结嘉措重建布达拉宫时后山取土坑地的基础上,依布达拉的山势灵活而建,后又经八世达赖喇嘛维修,成为拉萨著名的园林建筑。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下修建了拉萨印经院[39],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管理并且具有城市特色的拉萨市政厅——朗孜夏[40]。之后,除每年大昭寺祈愿大法会期间,将拉萨城区的治安管辖权移交哲蚌寺铁棒大喇嘛外,其余时间均由朗孜夏列空和雪巴列空负责管理。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在布达拉宫以西约2公里处又建起了罗布林卡,以后迭经扩建,成为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园林。

    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衙署最早设在拉萨冲赛康[41]。公元18世纪末在鲁布柳林西侧新建驻藏大臣衙门,拉萨市民称“朵森格”[42]。清朝中央还在西藏派驻军队,在拉萨北郊建造了扎什兵营[43]。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在西藏实施摄政制度,即在前一辈达赖喇嘛圆寂至后一辈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位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俗称摄政王。德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活佛、功德林活佛,都曾出任过摄政王,他们先后在拉萨修建了高大雄伟、华美壮观的家庙,丹结林[44]、策墨林[45]、功德林[46]、惜德林[47]被称为“四大林”[48]。与此同时,历辈达赖喇嘛的家庭,大小僧俗贵族的府邸,也竞相在拉萨城区动工兴建。西藏商人,内地商人,不丹、尼泊尔、印度诸国商人,纷纷云集拉萨经商,冲赛康、铁奔康[49]、坚布康[50]、旺堆辛嘎[51]、八廓街[52]成为拉萨五大市场。伊斯兰教信徒聚居城东河坝林一带,大都以屠宰磨面为职业:汉族居民多住城南,种菜、配酒者居多。这一二百年是甘丹颇章政权的全盛时期,也是拉萨古城大规模建设和兴盛发展的时期。这时,拉萨市区以大昭寺为中心向四面延伸辐射,不断扩大,东至清真寺,南至南方三佑怙主庙[53],西至琉璃桥[54],北到小昭寺,基本上形成了今日旧城区的格局。到清代嘉庆(1796-1821)年间,拉萨居民已有5000余户,人口达3万之多。[55]
 
[注  释]
                                           
[1]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5公里的河谷边缘,距今约3500~5000年,海拔3690米。该遗址最早发现于1984年11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发掘队于1989年7月~8月,1990年8月~9月两次发掘。曲贡,藏语意“水的上面”,意指该地位于水之旁、河之畔。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

[2][3][13][25][37]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7、9、110~112、2、21页。

[4][33]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16、486页。

[5]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第127页。

[6]在这里有两点意见:(1)吉雪沃塘,意为吉曲河下游的肥沃坝子。“吉雪”意为吉曲河下游(比较开阔的河谷地带)的意思。在当时,拉萨河的古名“吉曲”已经出现,被称为“吉曲”的拉萨河流域的地方已经为人所知。“沃”,是藏语“沃玛”即牛奶的意思;“塘”是藏语“平原、平坝”的音译。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可参考杜培华著.拉萨踏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10,第1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48页脚注第③④。(2)据说,远古时代有“吉”家族居于拉萨一带,它很有可能是曲贡先民的后裔。在索穷编著的《拉萨老城区八廓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2页提到:“远古时代,在今天拉萨城东面的止贡河流域、拉萨河流域,直至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这片狭长的地带居住着‘吉’氏族的人。当时的‘吉’地方荒野一片,河流纵横,长满荆棘。”。

[7]次旦扎西主编.西藏地方古代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4,第42页。

[8]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第110页。还请参考嘉措顿珠.布达拉宫志[J],西藏研究,1991(3).

[9]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第81页。另参考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94页。

[10]山羊,藏语为“惹”;土,藏语为“萨”;“惹萨”即为“山羊和土”之意。据说,当时填平沃塘湖,还要堵上中间的泉眼。为了能够完成填湖建寺的工程,采用了山羊托土的做法,有一个说法是,龙神喜欢山羊背的土,只有它看到山羊背的土才不会动怒。

[1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吐蕃传[M],卷二百一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12]关于在吐蕃七良臣中哪一位时出现了“将山上居民迁到河谷”的说法,在以下几个史料上的说法有所不同。(1)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第100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简明通史(上册)(藏文)[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3,第210页。此二书的观点翻译成汉文,既可译成松赞干布王时,七良臣的第六位赤桑央顿的儿子之时;亦可译成七良臣的第五位赤桑央顿之时。(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第122页。认为出现在法王赤松德赞在位之时,第六位贤臣赤桑央拉之时。(3)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103页。陈庆英等将该书采用《贤者喜宴》的观点,译为松赞干布时,第五位贤臣赤桑央顿之时。综合(1)(2)的观点,赤桑央拉和赤桑央顿有无父子关系,值得考证。如果这种说法是出现在王松赞干布时,七良臣的第六位赤桑央顿的儿子时,那么史书上应该对赤桑央顿之子进行记载才对,但在当时的史籍中没有找到类似的记载。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贤者喜宴》的记载为准,并采用了陈庆英等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翻译的观点。

[1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第106页。

[15]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第137页。

[16]可参考以下:(1)高瑞著.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第208页,碑文第62行。(2)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96页及其脚注⑤。(3)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李方桂全集9——古代西藏碑文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6,第29页东面藏语碑文第61行“拉萨”的藏文拉丁转写为“lha savǐ shar”。(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第61页。其中,文献(3)(4)都参考了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0。(5)现在,拉萨的当地人,一般只把大昭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地区视为“拉萨”,其他连同布达拉宫、雪村、罗布林卡等地则不在“拉萨”范围之内。

[17]彭域色莫岗,在今林周县彭波农场附近。

[18]这在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雅砻尊者教法史》和《汉藏史集》中均可得到证实,记载基本相同。王孙芒松芒赞“卒于后藏之八狼岗(今日喀则八朗县);都松芒布杰“生于章浦(今山南扎囊县北面一带),在征战中死于南诏;赤德祖赞“于阳金龙年生于丹噶宫中……六十三岁逝世于羊卓巴泽堡(今山南浪卡子县羊卓雍错湖畔);赤松德赞、牟尼赞普、赤德松赞三位赞普均诞生于扎玛(今扎囊县桑耶境内),分别逝世于宋卡、雍布王宫、扎吉浦宫。”从中可以看出,松赞干布以后至赤热巴巾前的历代赞普,其活动中心不在拉萨,应该还是以山南为主的。

[19]在两位王子的争夺中,各地按正侧二妃所生把王子分成了两派,云旦辖区称之为大政,威宋辖区称之为小政;亲云旦的大臣多于威宋,称之为众政,而称威宋为少政;云旦是威宋之弟,其派系的大臣过去地位低,称之为金派,而威宋派系的地位身份过去高于云旦派系,故又称之为玉派;云旦占据的卫茹即今拉萨一带,偏重牧业,当时群众的生活以肉类为主食,称之为食肉派,而威宋占据的约茹即吐蕃王朝的发源地山南一带,以农业为主,粮食是当地群众的主食,故称之为食糌粑派。

[20]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第226页。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209页。

[21]由于朗达玛的灭佛及其二子后在拉萨一带的长期征战,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后世称朗达玛、云旦、威宋父子三人为“折福之王”。

[22]参考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268~278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著名僧人拉钦巴贡巴绕赛给卫藏十人受戒,“卫藏十人从拉钦巴贡巴绕赛受戒后,除鲁梅之外,其余人立即准备动身返回卫藏,鲁梅拜仲•益西坚赞为师学习戒律一年。”“次年,鲁梅向堪布请求准许返回卫藏,并要求赐与供奉的圣物。”“当鲁梅一行抵达卫藏时,不敢前往以前大德高僧的聚集地拉萨。”“其余十人中的卫地五人逐步建立了寺庙,亦即鲁梅在卫茹地方修建了拉姆恰德乌寺(la-mo-chag-devu),在米曲(mi-chos)地区建立了拔朗寺(ba-lam),藏历土鸡(公元949年)年,在拉穆地方修建晋寺(vgyel)。”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当时拉萨地区大德高僧遍布的情况。佛教后宏期也有不少印度、克什米尔、孟加拉、尼泊尔等地的班智达来藏,其具体数目比例在该书中也有详述,“(前宏期)共有二十四名班智达来藏,但到卫藏一带的只有二十二名,”“佛教后宏期,也就是分割时期来藏的印度班智达六十六名,比前宏期多出四十四名,按比例是前宏期的三倍。”详参该书第286页。

[23]元朝在藏十三万户中,有六个在卫藏地区,其中在今拉萨一带的有四个,主要是:蔡巴万户,拉萨东郊蔡贡塘地方;止贡万户,墨竹工卡县直孔地方;达垅万户,林周县达垅地方;嘉玛万户,墨竹工卡县甲玛地方。具体请参考次旦扎西主编.西藏地方古代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4,第105页。这一说法在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第164页可以查证。而在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第405页,显示当时前藏六大万户中只有止贡、嘉玛、蔡巴三个万户在今天的拉萨一带。

[24]向•尊珠扎巴于公元1175年创建蔡巴寺,位于今拉萨东南之河南岸约10公里许,由此创立蔡巴噶举派。后公元1187年,向•尊珠扎巴在弟子的帮助下在原蔡巴寺东南约2里许创建了贡塘寺, 1193年又造贡塘寺大般若经经堂,并于当年圆寂。蔡巴寺和贡塘寺在元朝末年改为桑浦寺的属寺,黄教兴起后,又改为黄教寺院,蔡巴噶举这一支派从此断绝。虽然如此,至今在拉萨东郊仍保留蔡贡塘这一地名。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45~48页。

[26]杰拉康寺,是由佛教后宏期,卫藏到康区学习佛教的十人之一的卢梅•楚臣西绕门徒四柱之一的尚那囊•多吉旺秋于1012年在拉萨林周地方修建的。寺成之后,卢梅曾经住持过这个寺院。当时卢梅所传的是喇钦的教法,这种教是从多康传进来的。

[27]是由阿底峡的弟子俄•雷必喜饶于1073年创建的,最初称“桑浦内邬托寺”,后改称“桑浦寺”,是佛学教理的发源地。该寺位于拉萨市之堆龙德庆县县驻地东南、拉萨河南岸的内邬托地方。寺庙以提倡因明(佛教逻辑)、辩论而著名,在西藏佛教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藏传佛教教噶当派的重要寺院之一,备受崇敬。

[28]觉莫隆寺,1169年宋孝宗乾道五年,藏历第三饶迥土牛年,巴底扎迥巴于拉萨西面堆龙河谷修建。

[29]达垅寺,1180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藏历第三饶迥铁鼠年,由达垅塘巴扎西贝在拉萨北面兴建。 由此传出帕竹噶举的支派达垅噶举派。

[30]楚布寺,亦称磋卜寺,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西北的楚布河上游,距拉萨西郊70公里。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藏历第三饶迥土鸡年,由塔布拉杰弟子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在堆龙河谷西面楚布地方兴建。该派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均驻锡此寺。

[31]帕竹统治时期,其在西藏建立13个大宗,拉萨属内邬宗。内邬宗,即今拉萨市柳吾区一带。

[32]摄政官“替东”,意为丹萨替寺京俄派遣的。据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记载,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被称为“替东”的摄政官的说法,京俄却吉扎巴只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是由仁蚌巴措杰多吉担负摄政官“替东”的主要职责。具体请参考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第152页。

[34]噶玛贡桑寺,建于1503年,位于拉萨大昭寺西约1公里处。当是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顿月多吉的支持下,在“原名萨纳玛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号称降服色、哲、甘三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后来,噶玛贡桑的地名也就是由来于此。详见达瓦.浅析拉萨“噶玛贡桑”地名的由来[J],西藏大学学报,2005(1),第22~25页。

[35]朵康恩莫,意为青石头房子,后来改名为“甘丹颇章”。五世达赖喇嘛建立起西藏政府后以这座颇章的名字命名,称自己的政权为甘丹颇章政权。

[36]吉雪第巴,意为拉萨河下游长官。

[38]龙王潭,藏语曰鲁康。传说六世达赖曾从墨竹工卡迎请墨竹赛钦和八龙供奉于此潭中,所以潭称龙王潭,该园林建筑即亦龙王潭相称。

[39]拉萨印经院,共有东西两座,建筑年代、建筑规模迥异,均在布达拉宫南侧山下的城围以内。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77~79页。

[40]朗孜夏,是西藏旧政府所设的治安机构及监狱部门。朗孜夏,最初是大官员朗孜巴在拉萨修建的宅院,就叫“朗孜夏”,后在五世达赖与藏巴汗的势力争夺时期,朗孜第巴(头人)被击毙,并没收了他的府宅,1679年在其府邸建立拉萨司法(市政)机构,成为朗孜夏列空。其遗址现位于拉萨市八廓街北段,南与大昭寺紧连,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81页;索穷编著.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9、43~44页。1938年,噶厦又成立了名为“德西列空”的市政管理机构。从任职官员的品位上比较来看,德西列空可能要比朗孜夏的权限大。详参周晶.20世纪上半叶的拉萨城市面貌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2006(3).

[41]冲赛康,藏文原意是观街楼、集市的意思,位于拉萨老城区大昭寺的北侧,是一处综合商场,也是西藏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古老的冲赛康是清朝驻藏大臣的衙门,其大门内廊道左右的墙壁上曾有三块刻着汉、满两种文字的石块,据说记载的内容是清乾隆时期的1750年,郡王珠儿墨特那木扎拉反叛的情况。解放前,冲赛康是原西藏政府警察局驻地。现在的冲塞康是拉萨最热闹的街市之一,主要从事小商品的批发。详参索穷编著.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46~48页。

[42]朵森格,意为石狮子,拉萨三处驻藏大臣衙门之一,位于大昭寺西南方,今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处,因衙门前有一对石狮而得名。另有“秀赤林卡”和“蔓珍”。“秀赤林卡”,在今文化宫周围,意为宝座,据说该地原有七世达赖的宝座,故名。“蔓珍”,为贵族家房名,在今西藏话剧团后面。

[43]札什城,位于拉萨城北的札什平原,在色拉寺东侧和大昭寺之间,曾是和硕特汗廷阅兵的场所。它是自康熙朝以来驻藏清军驻扎的地方,经过雍正帝时城堡式大规模建房(实际上是扩建),成为驻扎拉萨清军的演武厅和大兵营。札什兵营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五月二十八日(7月29日)兴工,九月初四日(10月11日)官兵移入,前后近四个月时间建成。后在扎什的基础上建有扎基寺,“扎基”即为“札什”的音变,是“吉祥”的意思,故扎基寺意即吉祥寺。具体内容请参考冯智.清代拉萨札什城兵营历史考略[J].西藏大学学报,2006(1),第37~42页。

[44]丹结林,是德穆活佛的喇让,1476~1477年建于大昭寺西南一侧,乾隆帝曾御赐“广法寺”御书匾额,其建筑规模东大门至于钦果所在地,西大门至于色星之处(现拉萨一校),南大门在登果之处。然经噶厦政府几次没收,今仅剩下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建筑。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60~62页。

[45]策墨林,位于小昭寺西面,和原惜徳林相邻,为策墨活佛住锡之地,属哲蚌寺罗塞林扎仓。整个建筑座北朝南,占地面积6240平方米,布局称方形院落状。主体建筑的白宫,由第一世策墨活佛阿旺楚臣1777年担任摄政时兴建;红宫由第二世策墨活佛阿旺疆贝主持修建。策墨活佛系统比较晚期,但影响相当大,很快跻身于四大林之中。策墨林正是随着策墨活佛系统的兴起而兴起,亦随之衰落而衰落。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66~67页。

[46]功德林,又名丹雪曲卡林,建成于1794年?清朝在反击廓尔喀入侵事件后,福康安和摄政合议,修建了功德林,藏汉人民共同出资,建造了山腰的关帝庙和山坡下的功德林寺。据《卫藏通志》称“卫藏永安寺”,云“乾隆六十年,御赐庙名曰卫藏永安,颁四译字匾额,建在磨盘山之南麓,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修建,为济咙呼图克图住锡之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工竣,钦差驻藏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和宁撰文……”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62~63页。

[47]惜德林,早先又叫惜徳寺、呼徵寺,位于小昭寺西南约一里处,现占地面积9.8亩。据《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传》记载,惜徳寺是吐蕃赞普赤热巴巾在大昭寺周围所修的六座拉康之一,寺名惜徳即源于此。惜徳寺在朗达玛灭佛中被毁,后元代蔡巴万户在原址上修复并扩大。后一直是热振活佛的住锡地。该寺早期属红教教派,八世热振呼图克图时改为黄教教派,隶属于色拉寺结巴扎仓。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64~66页。

[48]四大林,指四大摄政活佛的私人喇让。在当时的西藏,凡是具备活佛资格的人都有自己的喇让,即私人公馆。喇让,原指上层僧侣私人公馆中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现在习惯上联通整个公馆叫做喇让。关于“四大林”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丹结林、策墨林、功德林、惜德林;另一种说法是指丹结林、策墨林、功德林、策觉林。本文介绍的“四大林”采用了第一种说法。具体请参考布琼.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J],西藏研究.2004(2).

[49]铁奔康,又译为铁崩岗,藏语意为灶灰堆,其街道上是农民销售牛粪、木柴等燃料的地方。

[50]坚布康,又名吉崩岗,今拉萨市吉崩岗居委会一带。

[51]旺堆辛嘎,藏语意为“农田上部”,位于大昭寺东面,紧挨着八朗学街区一带。过去,这里主要从事骡、马等牲畜交易,同时还有商贩销售旧衣服、旧家具等旧货,一部分回民还在这里销售蔬菜。详参索穷编著.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8、61页。

[52]八廓街,又名八角街,位于拉萨市旧城区,是随大昭寺的修建和人们的朝圣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八廓,在藏语意为“中转经道”,它与“囊廓”(内转经道)和“林廓”(外转经道)合称为拉萨古城围大昭寺形成的三条主要转经道。参见闫振中.帕廓街的转经路[J],西藏民俗,2003(1);还请参考吴晓红.拉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研究[D].南京工业大学,2006.6;[英]埃德蒙.坎德勒著,尹建新,苏平译.拉萨真面目[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4,第203页;索穷编著.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6页。

[53]拉萨古城的四面八方均建有“三佑怙主庙”,据说是松赞干布时建立的。三佑怙主,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东面的三佑怙主庙,位于今八朗学居委会辖区,东南面的位于林廓南路清真寺附近,南面的位于林廓南路上,西南面的位于宇拓路琉璃桥北面,西北面的位于庆枯路上,北面的位于吉崩岗路上,东北面的位于城关区政府办公大楼西面。详参索穷编著.拉萨老城区八廓街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第35页。

[54]琉璃桥,位于大昭寺以西约300米处今拉萨海关内,其原是连接拉萨古城内外的要道之一。关于琉璃桥的修建,其说有二,一说建于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时期;一说建于18世纪。根据建筑特征推断,现存石桥年代较早,而桥上汉式风格的歇山顶桥则不会早于十八世纪。有关专家,根据北歇山檐所施的三种滴水估计,该建筑在建成之后,可能经过了两次刨顶维修。但大木料看不出更换或动过的痕迹。详参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R](内部出版),1985.8,第79~81页。

[55]拉萨古城.百度,http://baike.baidu.com/view/173291.htm

(责任编辑: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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