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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与西藏发展――兼议藏学领域中的经济理论研究问题

日期:2010年02月02日11:28 点击数:

 孙  勇

1951年以前,与西藏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实践相对应,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历史阶段里,不可能产生那怕是简略的经济理论文章,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经济理论或学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西藏经济理论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差无几,处于较低的层次,这与社会实践以及理论界的层次相吻合,也与决策层的认识和需求有关。改革开放之后,西藏经济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产生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使人们对西藏经济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新的形势发展对西藏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西藏经济研究总体滞后、难以上新台阶的情况,与国家大局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

    社会科学是综合国力软力量的标志,这一判断今天成为普遍共识。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层对此高度重视,社会科学又一次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维和理论研究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这一规律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得以体现。西藏也不例外,面对中国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的现实,西藏在发展的进程中,除了要加强对策决策和工作部署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亟待迈上一个台阶,在此之中,西藏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问题值得人们去重视。

    任何研究都需要适宜的理论作支撑,特别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经济包括社会发展做研究,需要进行理论的选择,需要有一定的学术范式为框架,以框定出一个可供研讨的问题域和解题域。笔者就此命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综合认识
    ――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与在西藏经济社会研究上的意义

    以1980年为标志,中国开革开放之后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的学说,开阔了经济理论界视界和提高了理论工作者的水平,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及省市区的对策和政策研究。其中,发展经济学的引进与运用尤显突出,纵观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国情的认识主线中,一直蕴涵着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判定赫然出现在中央文件之中,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文件里面大量使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理性发展的脉络中,发展中的现实使得发展经济学与社会实践越来越多的契合起来。

    西藏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认识稍晚于内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始在西藏滥觞,出现了一些运用其理论分析研究西藏经济社会的论著;近几年,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文件中也较多的使用一些经济学包括很多发展经济学术语。与全国不同的是,西藏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及研究运用,尚在自发的层次。而西藏恰恰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面对与内地的较大差距,有必要在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上奋力追赶。综观中国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经济学研究最为薄弱,这与藏学界的学科设置及发展的缺陷有关,亦有在经济理论方面需要展开和提高的问题。有人估计,在西藏乃至全国,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不下百人,据不完全检索,每年发表与西藏经济社会有关的论文百十余篇,但除去应景之作或对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的力作。这对藏学界、对西藏经济学界来说,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其中,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不了解或了解很少有一定关系,在此情况下,即使是业内学者也很难进行学术对话,也很难在西藏经济研究上有所建树。

    就国内而言,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参差不齐的,多种看法和认识相差较大。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前景十分看好,不少学者认为,发展经济学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最多,实践经验和可供研究的资料最丰富,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条件最好、最有利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世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将由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中国。( 林毅夫,“我们将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博客中国http://vip.bokee.com))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这对中国经济学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马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光明日报》2004年5月11日 )看到这个经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就把握住了经济学学术对于实践的脉络。

    笔者认为,西藏作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大区,藏学中的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决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也可以以其特点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作出特有的贡献。人们经常说西藏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在这个具有非常特殊性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不能没有理论的认识,不能没有经济学的理性辨析和指导。这其实就是对发展本质的理解,是对科学发展在一个区域社会指导意义的理解。同此道理,这其实就是对西藏发展本质的理解,是对西藏科学发展在一个区域社会指导意义的理解。

    为与有志于此的同仁沟通,也为一些愿意了解“发展”命题本质性规定的研究者提供入手的基础,笔者从大视角对发展问题和发展经济学的演进略作回顾并兼议相关问题: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及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何启良,胡礼桓、王学文等,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以为中国一直缺乏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辽宁经济网 文章《 理论纵横》 西方经济学 )。关于中国发展学说的系统研究,详见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又见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关于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化的讨论,可参阅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在国外,二战结束后一批亚非拉国家先后赢得了政治独立,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意识到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若处理不好关系中的问题将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因而有必要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

    从在政治上看,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也在进行竞争,需要在经济领域对有关问题进行阐释。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出于本国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从新的角度开展研究。一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构建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经济学;二是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应运而生。这种理论研究的态势影响到那时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就发展问题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有关文献。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开始进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列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0世纪50、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大发展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 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 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价格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
    (一)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
    (二)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
    (三)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四)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这段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发展经济学的阐述和研究概括起来说是结构主义的,即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而不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突出实现工业化,而不重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而不重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而不重视对外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当时20年左右实行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一种封闭式的、以资本积累为重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发展路线。一些遵循这条路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就是在大环境的规定下,采用这种结构主义的发展形式的。凡事有利有弊,在采取这种结构主义的发展方式的一段时间里,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取得了旧中国经济条件下(或者说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今天有人对那个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全盘否定,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是不公平和非理性的。对西藏研究,对西藏经济的研究而言,如果对经济发展实践与经济学的演进一无所知,也只能导致跟风似的去重复那些十分偏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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