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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伟大的“未完成”

日期:2010年02月02日11:17 点击数:

      杨义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向前开拓五四精神需要新境界,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又要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只是在文化上吵嚷,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90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反思,重新看待五四,重新思考一个现代化大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

思考五四运动的新维度
    五四是伟大的,同时五四也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它的伟大在于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开了个头,而它的未完成也是因为它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只靠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还要有社会体制的革新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五四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创造,而我们既要还前人应有的伟大,同时也要给现代人创造的空间。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经过漫长的积累,文化肌体逐渐僵化,产生了很多废物,就像老一辈的人连破铜烂铁都舍不得丢掉一样,屋子里的废物太多了,新的、有用的东西就不能进来。而五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很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要了解、要吸收,五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大,不能关起门来发展。

  同时,五四还开通了时代的潮流,我们要革新、要创造,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创造,我们要向前走,五四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维度。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思考革命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随着五四的潮流涌进来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我们从中国自己的需要、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感受,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尊严出发,把我们的知识重新组合,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重新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人的聪明足可以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新的天地。

现代文明更需弘扬
  “扫荡废物,催发新生”是鲁迅对五四精神的概括。他讲的是扫荡废物,而不是扫荡旧物,废物自然在旧物里面,东西过于陈旧了,也容易废,但是废物不等同于旧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要在旧物中重新挑挑拣拣,选拔有价值的东西。

  鲁迅对于五四是忧虑重重的。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过去之后,不同的人对它的成果有不同的宣传,这不完全涉及革命和保守。鲁迅担心的是“五四失精神”。因为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中,以获得新的权力。在五四刚刚过去的时候,颂扬五四的人,可能想在这场运动的功劳簿上排座次;而忧虑五四的人,却是真正遵循五四精神的人。看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们创造了各种神话,其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座次。相反,对五四感到彷徨迷茫的人,倒是因为爱之过切,忧虑生焉。

  鲁迅在解释五四精神的时候,强调过两个问题,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文体的革新。鲁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成功的,但是白话文既可以做进步思想的文章,同样也可以用来做腐朽思想的文章,所以还需要思想革命。鲁迅还认为,最后还要进行社会改革,而这些都是在为社会改革作先导。

  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多新文体。小说的地位被抬高了,但小品文的成功还在小说、戏剧、诗歌之上。莎士比亚作为戏圣,并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倒是大家都说易卜生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五四是一个探索性的、个性活跃的时代,而不是经典性的时代,产生真正的经典还要经过努力。

  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启动了中国向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整个转型,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并没有完成,也没有给整个转型设计好方案。今人应该有更高的创造,而不是去重复它,五四精神就是要向前开拓。这需要一个境界,整天在文化上吵吵闹闹,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这不是五四那一代人就能完成的。

  鲁迅当年反复地讲,他有一种济世之感,那种感觉是他那代人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一代人有一代人思维的方式、感觉的方式。我认为,实现和弘扬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和现代人强国的梦想,就是对五四最好的继承。

国民性有待改造
  解剖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当时作为思想文化和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的,是他在思考了中国长期以来儒道释的思想对老百姓的深刻影响之后,沉寂下来的一种思想状态。现在有些海外的学者认为,鲁迅讲这些话是殖民话语、是传教士的史密斯、是“支那人”的气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重新理解。

  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思想形成,虽然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和一些思想家、日本对国民性思想的传播以及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国民性的看法的影响,但他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有着自己的观点。早在1902年,鲁迅就分析过国民性和人性的问题,他以《天演论》的思想为基础,对国际竞争的残酷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提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不惜以鲜血来进行血荐,这跟传教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以拜伦的战斗不已的思想和反叛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支柱,他讲到要扫除古国之国民性陋习,这也和传教士没有共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想更多地是从中国的现实感受出发,而不是从一个空洞的外来观念出发。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阿Q的影像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晃动了好几年,他就是要用阿Q来刻画清末国民的魂灵。“我也不知道我画好没有,但是,我是根据我对现实的感受和体认来画的。”他画出来之后,很多小官僚、小政客惶惶不可终日,总觉得是写了自己。可见,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个概念出发。

  另外,鲁迅把对国民性的思考纳入到整个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来,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传教士都是明显不同的,不是采取静止的、观赏的、甚至妖魔化的态度,而是采取动态的、批判的、改革进取的态度。他说,国民性是很难改革的,但是该改还得改。也许老奶奶的脚是个三角形的,穿着一个绣花鞋,但是,她的孙女很可能是个天足,这不就可以改革么!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鲁迅的预言是正确的,依靠新的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说,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说成是一种殖民话语,说成是从传教士那里舶来的,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一个深刻的命题,这对于现在提高我们国民的素质仍有启发。

伸张民间话语权
  鲁迅的文学观到了后期,更重视大众性。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人民性,我觉得与其叫人民性还不如叫民间性。因为,鲁迅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民”这个词来谈文学。他认为旧的文学衰退了,往往要从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那里吸取营养来重新振作。五四运动使整个文化的价值结构发生了变化,民间文学在价值结构中整体上升,官方的东西在下降。

  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派,提倡到民间去,这个思潮对五四有很大影响。鲁迅在1930年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时,把民粹派翻译成民众主义,这里就存在着他对民间性的认同。

  有人认为鲁迅批评梅兰芳,好像是在批评京剧,但是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批评的是什么。梅兰芳以前的戏,有些很低俗,但是老百姓喜欢,后来,一些文人士大夫把它变高雅了,老百姓也就听不懂了,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词很雅,老百姓听不懂。所以鲁迅说,与其去看一个不死不活的天女,还不如去看一个健康活泼的村女。他是带着民间的立场去讨论梅兰芳这一现象的变化的,而不是去讨论一个剧种。

  当然这种民间的立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艺术也可以更高雅一点。但是,鲁迅认为,这种民间的情调过去是受压抑的,现在我要为它伸张话语权。

  鲁迅的民间性,还体现在他对“火种”这个意象的使用上。这在前后期是变化的,在前中期,他反复使用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种给人间;到了晚年,他认为“敲石取火”,只要有石头在,火种就不会灭。就这样,鲁迅从西方神话的境界又回到了现实的中国民间。(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责任编辑:琼华、王德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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