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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研究》(汉)2020年第5期摘要

日期:2021年01月07日12:06 点击数: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讲究方法论——兼谈西藏藏传佛教引导载体与进路
刘维新   郑志浩   罗布

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做好宗教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其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属重要维度,尤其要注重在“导”上下功夫。但“导”的工作首先要对其有科学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准政治逻辑、哲学逻辑、法治逻辑,善于构建科学机制和抓住现实载体,比如将高僧大德引领、家庭学校引导、医疗卫生支持、人道慈善承载、法律法学教育、思想信仰转换等作为探索路径。

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余志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民族实际、民族问题及民族工作作出系列论述与阐释,其中包含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集中表现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工作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等方面。在这些重要论述精神的正确指引下,西藏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团结带领各族群众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

农村女性角色、地位与生态扶贫研究——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考察
沈茂英

女性与生态环境,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女性更接近自然更适合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藏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与生态环境有着更为天然的联系,妇女是近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承担者。她们是大多数生态项目的具体实施者,是生态产业的发展主体,是林下资源的采集者和利用者,是景区保洁的提供者。但藏族女性在生态扶贫项目中的参与,依然面临着来自女性自身、家庭、项目本身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因此未来有必要针对藏族农村女性化特点,提升女性在生态扶贫项目中的参与度和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

西藏金融扶贫演进历程及实践分析
赵建斌

金融扶贫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导下的大扶贫格局的重要一环,对西藏金融扶贫政策进行梳理研究,对金融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依据西藏扶贫历程,结合不同时期出台的金融扶贫政策文件,可将西藏金融扶贫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金融扶贫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消除区域绝对贫困后,西藏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如何持续不断发挥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潜在作用,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尹昌衡西征佚文八则辑存
王 琦

民国初年新加坡《叻报》《总汇新报》等华文报纸报道了尹昌衡西征时期的佚文8则,其内容颇为重要,现予以整理刊出,以飨有关问题的研究者。

洋人入藏与清廷、西藏地方的因应及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1876—1886年)
高龙   高亚西

《烟台条约》的签订使列强获得了进入西藏的合法权利,此后10年间不断有洋人试图进入西藏,其中以摄政义、马科蕾等人最具代表性。清廷、川藏疆臣和西藏地方对洋人入藏一事有不同的认知,并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洋人入藏一节在西藏引起了诸多纠葛和冲突,后虽被废止,但依然对西藏局势及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龙夏•多吉次杰的“吉却贡吞”组织与“西藏革命党”异同研究
拉巴扎西

龙夏•多吉次杰的“吉却贡吞”组织与邦达饶嘎等人组建的“西藏革命党”是西藏近代有识之士为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而进行的两次变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近代民主化进程,对近代西藏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探讨其共性和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藏近代化民主改革运动的基本特点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充分揭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本质。

吉隆沟“招提壁垒”石刻题铭解析
罗 勇

“招提壁垒”石刻题铭位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宗喀镇至吉隆镇公路左侧峡谷内,从题刻出现的时间背景、“招提”和“壁垒”的涵义诠释可以解密“招提壁垒”石刻题铭的内涵,其意为具有佛教寺庙内涵的堡垒,由此可以断定“招提壁垒”石刻题铭是清代乾隆年间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过程中或其后不久,清朝官兵或驻藏大臣留下的。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与“国家在场”
秦永章

自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来,它不仅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构成“国家在场”的特殊政治场域。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通过封授名号等各种措施,掌握着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的决定权,并通过立法等形式,将活佛转世纳入到了国家边疆治理体系当中。因此,“国家在场”成为活佛转世制度的一种原则和历史定制,历经元、明、清、民国时期,传承至今。

论象征符号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神圣性建构
廖云路

宗教的神圣性是从世俗之物中分离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事物特征,以语言、工具为主的象征符号共同建构了藏传佛教寺院的神圣性。从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护法神、朵玛供品和宗教仪式来看,象征符号作用于寺院的神圣性展示,在人与神之间充当传递信息的载体,并将宗教内化为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是宗教实现社会功能和信众获得宗教需求的关键要素。

科学与艺术:测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兼论西藏社会科学研究中测量逻辑的运用
赵国栋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系统的观察表现为测量。测量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特性,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并不排斥,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推进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测量中有三个维度上的限制:系统测量语言的缺乏、测量单位的贫乏和思想观念上实验落后于推理。通过以反思性逻辑为主的测量逻辑的推进可以较好地应对这些限制。以布洛维意义上的“反思性”为基础可以形成两个图式:“反思性逻辑链与测量的总结式回旋”和“反思性逻辑圈”。把反思性逻辑看作一种“研究介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测量的认知和进一步应用。


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驱动青藏高原城市发展研究
贺颖英

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文化的整体推动作用日益显现,近年来青藏地区举办的多项国际赛事给举办城市带来诸多正面积极的效应,推动了举办城市的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旅游业和城市交通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改变、城市文化推广及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方面的工作。今后应以适合青藏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和民族特有体育项目为出发点,开发具有经济推动效应的青藏体育赛事,发展和提升高原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与质量,构建和传播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城市品牌,最终以大型体育赛事的规范管理模式促进科学化的高原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

格萨尔文化的特征与结构研究:基于昌都类乌齐的田野调查
甲央齐珍

史诗《格萨尔》作为藏民族的文化产物,以“活形态”方式流传至今,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史诗演述传统。其辐射范围不仅包括我国七省区的多民族地区,还传播到了中国境外的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巴基斯坦等地区。格萨尔文化具有跨族群、跨国界的传播功能。《格萨尔》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藏昌都类乌齐县是《格萨尔》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类乌齐寺众多的格萨尔文物以及流传的“格萨尔法舞”、日巴寺的“岭卓舞”、巴夏寺的“丹赛羌姆”等舞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当代语境下对其加以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史诗的概念、内涵及外延的探讨
曼秀.仁青道吉

史诗学史的法治呈现出螺旋式法治,从柏拉图的“艺术链”、亚里士多德的“韵文”,再到塔索德抽象概况,直至黑格尔德系统论述,史诗学步入巅峰;再从别林斯基的“全民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史诗的高度评价,直至高尔基提出“全民思维”,到钟敬文鹤陶立璠归类至民间文学,史诗学又一次冲击巅峰。尽管亚里士多德对史诗进行过分类,但是黑格尔强调了正式史诗即英雄史诗,尽管钟敬文提出了创世史诗,但是陶立璠指出是神话。所以英雄史诗有四大属性,“史诗”一词再中国的汉文、藏文译介均比较到位。

家园情怀与国家意识高度融合的协奏曲——论阿来的小说《云中记》
徐美恒

藏族作家阿来的《云中记》以缅怀汶川大地震中死难的同胞和一些消失的乡村为基调,通过一个乡村祭司在移民4年多后再次回到荒芜的村寨,认真完成安抚亡魂和礼祭神山的履职行动后,决然地选择了以生命作牺牲,与当乡长的外甥默契地上演了一出拯救即将消失的故土的巫术活动,以悲剧化的抗争隐喻地表达了深重的家园情怀。作品对震灾的科学解释和对灾害救助的叙述,表达了国家意识,赞美了国家力量,显示了作家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作追求。小说关于族群和古村落的史诗叙事,特别是关于几个原本是同一部落的村寨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化的描写,表达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及其发展前途的深刻思考,批判了在民族身份与宗教文化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观点,隐喻地揭示了家园情怀和故土观念的更高境界是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理。

藏族民间故事《尸语》的词汇及内容计量解析
多杰卓玛

《尸语》故事在藏区广泛流传,被视为一种“藏文化的遗存”,是前人生活、习俗、心理、信仰的遗留,是一部最富盛名的民间故事经典。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尸语》故事的内容、情节、词汇等不仅反映了当时藏族民众的社会生活状态,而且也反映了人们思想信仰的某一个侧面。其故事的内容和情节主要是由词汇组织叙述,且词汇的准确应用更能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及故事的内容。因此,故事中词汇的计量统计则能更真实反映这一时代词汇的基本概貌,研究《尸语》故事的词汇是研究这个时期语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材料。
(责任编辑:王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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