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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关心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日期:2016年08月16日17:59 点击数:

作者:车明怀


    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卓越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西藏的和平解放及其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习仲勋更是投入大量精力,对西藏革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尽心竭力

习仲勋最早接触西藏工作是伴随着解放大西北的炮火而开始的。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把解放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示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班禅(指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彭德怀接到电报后,与时任西北局书记并负责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商议,即派人与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联系,了解情况,得知班禅已在兵荒马乱之中离开塔尔寺到了香日德,当即就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驻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带领几位宗教界有影响的活佛到香日德开展工作。l949年9月,解放军一野部队相继攻克甘肃省会兰州和青海省会西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派自己的秘书长詹东•计晋美连夜赶至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军西藏。l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同肘将此电发给彭德怀。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1949年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相继解放,西北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班禅集团又在青海等原因,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由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对于毛泽东的电报指示,西北局给予了高度重视,作为西北局负责人之一、同时担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的习仲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协助彭德怀部署解放西藏的有关工作。后来,尽管因从青海、新疆入藏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西北局仍需承担配合西南的任务,习仲勋作为西北局落实入藏情况并给中央回复的重要决策者,从此与解放西藏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由习仲勋负统战责任的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安排,与青海省委等积极指导组织青海劝和团。首先于1 950年1月底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指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达扎摄政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此信送到西藏地方政府后,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宣读,并作了回复。随后,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将张竞成等人送回青海。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员并以持政府官员信函方式与西藏当局直接联系。3月,青海省委根据中央及西北局的指示精神,派人到塔尔寺等寺院找到了达赖喇嘛的长兄当才活佛和夏日仓活佛等几名宗教界上层人士,以青海藏族代表团的名义派往西藏。同时提出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并于5月1日由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报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局领导。

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上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亲帝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经过多方争取,l 95 1年2月,经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凯墨•素朗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亚东经印度转道进京。在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的同时,中央决定邀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征询意见,以便在和平谈判中解决西藏内部的问题。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部分官员,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陪同前往北京,在途经西安时受到了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仲勋热情洋溢地说:“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决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西藏同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要援助藏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现在西藏快要解放了,你们也快要回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欢聚一处了,这是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最高兴的一件事。祝贺你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西藏各方面的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主力部队进入拉萨并在其后陆续进入各边防要地。在十八军主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由西北局组织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及其干部队伍也于8月由青海启程向西藏进军。此前,以彭德怀、习仲勋为主要领导的西北局对进军西藏的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指示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西藏要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到西藏后要特别注意团结,同时还对干部和部队在纪律方面提出了要求。l951年8月22 13,西北进藏部队自青海向拉萨进发。11月26日,独立支队到达拉萨近郊。l2月1日,独立支队举行入城式。至此,进军西藏的任务以十八军独立支队最终进驻拉萨而顺利完成。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途中的不畏艰难困苦、勇于牺牲和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不仅体现了人民解放军一贯的优良作风,也与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的习仲勋的严格要求分不开。

结合西藏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工作中,一开始就以慎重稳进为原则。l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参加和平谈判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关于协议签订工作情况的汇报时,叮嘱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以后中央又有多次这样的指示。“慎重稳进”就成为西藏工作长期的重要方针。承担西北进藏任务的西北局,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在确定班禅进藏准备工作时,习仲勋就把贯彻慎重稳进、考虑解放西藏大战略放在首位,慎重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

昌都战役结束后,西藏工委向西南局建议,西南方面先负责经营前藏的拉萨、黑河和拉萨地区;西北方面护送班禅返藏后,即担任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西南局认为这一建议可取,遂将报告转报中央,建议西北局除承担进军后藏和阿里的军事任务外,还要承担这两个地区的政治任务,以便解决经济和运输补给方面的困难。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于1950年11月9日电示西北局和西南局,提出:“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后藏为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同志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北局应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如政策、人员、统战工作等。你们意见如何望告。”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于11月中旬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对班禅集团的团结争取工作,确定负责西北局统战工作的习仲勋负总责,以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驻班禅行辕代表,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任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西北局将研究方案报告中央后,中央于11月24日复电同意,同时将周恩来与班禅堪厅主要成员计晋美的谈话内容告诉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1951年1月30日,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达北京,将西北局西藏工作的部署和习仲勋的指导意见向中央统战部作了汇报。1月3 1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和汪锋、范明、牙含章到中南海面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听取他们汇报后,对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任务、路线、部队隶属关系、进藏物资准备和干部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交代。根据周恩来谈话精神,中央军委于2月1 3日发出了《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习仲勋等西北局领导反复研究,拟以范明、牙含章、慕生忠等七人组建成立西北西藏工委。在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到4月上旬,已调配进藏干部、工作人员200余人、勤杂人员1 60余人,以及警卫分队340人。中央调给的医疗、电影、新闻、情报工作人员160余人,加上其他人员,总数达1100余人。此外,筹集了大批物资,在陕、甘、宁、青各省购买和租用一大批牲口,包括马匹、骆驼、牦牛等,作为驮运物资之用。这样,配合十八军进军西藏和护送班禅返藏的部署基本形成。在整个过程中,习仲勋一直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遇事及时请示中央,并多次就进军西藏、护送班禅进藏等问题与西南局商量。

1951年12月,经中央批准和安排,西北局组织人员护送十世班禅进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l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辞。他说:班禅大师在西藏人民中的信仰是很高的,此次返回西藏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必然结果,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又一件大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在12月18日的送行大会上,习仲勋作了《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好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好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要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办法。在西藏目前做工作不要分工太细,每个同志都应了解全面的及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是说“去粗取精”吗?粗是精的基础,无粗就没有精。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干部下到“宗(藏语,意为寨落或城堡,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多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名义,组织各方面的人下到各地去,搞完工作以后回来,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民同志还要注意,你们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民团结一致,应该谦虚,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的印象。

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护送班禅进藏的干部队伍和部队指战员在牙含章和梁选贤等同志的带领下,陪同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人员于1951年12月19日离开西宁启程返藏,并于1952年4月28日安抵拉萨,6月到达日喀则。

1952年1月10日,习仲勋在关于送班禅入藏和对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上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该提“反恶霸”口号,半农牧区也不进行土改。有了以上措施,才可大大地安定牧区人民和发展牧区经济。同月13日,毛泽东给予批示:“习仲勋的意见值得注意。”1956年l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电报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规定了此后一段时期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消除了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急躁和疑虑,成为党的西藏工作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方针。

在解放西藏和执行协议的过程中,习仲勋无论在西北局领导岗位上还是在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中,凡遇到西藏的事情总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体现了习仲勋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稳定和发展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重视西藏的建设事业,正确处理民族宗教工作中的问题,坚决反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

1953年9月,习仲勋调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正是我们党在西藏执行协议时期。为了站稳脚跟,不增加西藏地方的负担,人民解放军在进行开荒生产的同时,还肩负着修筑川(康)藏、青藏公路的任务,大量的物资需要从邻省和印度等地向西藏调运,废除外国在西藏的特权,处理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关系也紧张地进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西藏的工作及物资供应,国务院协调组织有关省市对西藏进行物资支援、救助衣食无着的贫苦群众,同时处理藏内的商贸、兑换藏钞等关系民生的具体问题,当时,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的习仲勋为解决西藏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2月,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在京为庆祝藏历木羊年举行宴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应邀出席。宴会上,毛泽东致词向达赖、班禅和西藏人民祝贺,并号召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祖国。达赖、班禅同毛泽东亲切交谈,洋溢着民族团结的和谐气氛。此后,达赖一行到西安、兰州、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宁、青海塔尔寺、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参观,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对于上述系列安排,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其间做了大量协调服务工作。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西藏的有关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和协商,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有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同时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国务院对于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和比例及其主要人员、藏钞、藏军问题的报告的批复》。在这一系列有关西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事中,习仲勋付出了大量心血。

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在其后的民主改革中,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指导这一牵涉到西藏历史跨越和社会进步的伟大变革,作为分管民族地区工作的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西藏的这一巨大变革中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民主改革后,西藏进入稳定和发展时期,中央在全国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特别是在60年代初全国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困难的艰难之时,国务院仍拨专款扶持西藏发展基础工业,协调各发达省市支援西藏建设。当时,根据中央逐步发展轻工业的精神,西藏在内地兄弟省区的支援下,建起了一批小型、中型轻工业企业,主要涉及木材、食品、造纸、轻纺、塑料、玻璃、皮革等方面。l960年,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西藏建起了装机容量7500千瓦的纳金电站,这是西藏地方电力工业规模建设的开始。1 960年3月,拉萨机械修配厂开始筹建,l961年开始担负起西藏地方的机械修理和农业机械配件的制造任务,还生产了其他工农业机械产品。60年代初,中央财政拨专款帮助西藏筹建水泥厂。1962年,西藏第一个水泥厂投产,年产能力六万吨。这一时期,国务院为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调动中央各部委和有关省市的力量,其中,习仲勋花费了大量精力。

20世纪80年代,习仲勋进入中央书记处领导岗位,更多地承担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自治区按照休养生息方针,在农牧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农牧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群众生活得到逐步提高。为加快西藏经济的发展速度,对西藏工作来一次再认识,中央于1984年二三月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仲勋作为中央书记处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有些同志的认识问题,习仲勋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以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础上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在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对西藏的基本情况来一次“再认识”,对现行的方针政策作一次再研究,力求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准确些,提出更切实、更有力的措施,争取较迅速地、大步地把西藏工作推向前进,中心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习仲勋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工作多次作出强调。他认为,改革开放要“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帮助群众致富”。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培养民族干部,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的作用”。他希望并要求“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坚强党性和开拓精神又有专业知识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他同时指出,要坚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的干部还是外来的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要加强团结。大家办事情、想问题,都要顾大局、讲风格,处处事事要想到群众的利益”。他多次讲,各民族干部要做团结的模范,以干部的团结带动群众的团结。为了维护团结,对于影响团结稳定的因素,要及时发现,及时排除。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应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一遇到问题就轻率地提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不要提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习仲勋殷切地希望各民族“广大干部要加强团结,奋发努力,艰苦奋斗,为各民族的兴旺发达、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习仲勋始终认为,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贯彻改革和开放的方针,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他说,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进步的。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对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习仲勋说:现在要认识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过去都是受压迫的,都要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分民族的,我们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对于涉及西藏的工作,习仲勋总是满腔热忱地予以支持和帮助。1984年8月,胡启立、田纪云两位领导同志赴西藏视察工作,回京后他们向中央作了汇报,其中提出了准备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具体研究,拿出了意见,报给习仲勋。习仲勋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很快落实了领导班子配备、机构设置、干部调配以及调京干部的家属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

习仲勋长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北从事革命工作,又长期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民族工作,了解少数民族,熟悉民族地区情况,处理过数不清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各类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丰厚财富。

习仲勋对宗教工作也非常关心。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习仲勋对党的宗教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自1 95 1年4月与十世班禅相见开始,习仲勋就与这位重要的藏传佛教大师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在长期的交往中,他对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1982年3月21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信习仲勋并转胡耀邦,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去西藏和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藏区视察。习仲勋看了信后即转胡耀邦阅示。次日,胡耀邦同意班禅的要求,批示“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经过慎重研究,中央同意班禅这年回西藏视察。十世班禅临行前,几位中央领导一起与他谈话,告诫要按中央要求做好工作。习仲勋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叮嘱他要注意的问题。5月25日,习仲勋与乌兰夫、杨静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十世班禅。一见面,习仲勋高兴地说,我们认识31年了,过去是好朋友,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今天谈话可以随便一点,畅快一些。十世班禅非常高兴,感谢几位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习仲勋说,你要去西藏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去不去西藏,什么时候去好,中央要有个全面的考虑。这两年没有让你去,我看是对的,因为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行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对达赖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能把自己单纯地看成只是藏族的精神领袖。你现在是又自由又不自由,当了副委员长,就不那么自由。犹如我们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可自由行动,就是要讲党性,守纪律。我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你不是共产党员罢了,其他都一样,同是干革命。你是大师,又是副委员长,也要求你同我们一样遵守这条准则,这也是为祖国统一着想,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如果不这样来要求你,那就是另眼看待你了。前年,邓小平副主席同你谈话,对你评价很高,他从不随便讲话,应该说对你是一次很恳切很亲切的谈话。现在是80年代,不同于四五十年代,我们希望你做一位社会主义的班禅,做一位革命的班禅,争当革命的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见识,气量要大,不要感情用事。

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对十世班禅去西藏的决定。他对十世班禅说:“几天前中央郑重研究了你去西藏的问题,决定你今年可以去西藏。”他还推心置腹地说:你是双重身份,在思想上要把副委员长放在第一位,宗教领袖放在第二位。一言一行要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宗教活动不是不可以搞,但不宜过多,多了会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要尊重地方党委及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要正确对待下面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翻历史旧账,对反对过你的人,要特别注意团结。既然回西藏,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去。后来,班禅根据习仲勋的谈话精神,多次来西藏调研和从事佛事活动,直至在日喀则去世。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习仲勋认为既要克服“左”的思想,也要防止右的倾向。1986年1月,他在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讲了对待宗教的观点。他说,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由此产生的强大威力,要坚信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这一政策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敢坚持党的正确主张,那就要削弱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也要坚信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另外,在工作中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右的倾向。有这种(右倾)思想的人,往往迁就宗教界那些不明道理、不顾大局的少数人的不适当要求,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致对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现象不闻不问,放任自流。他说:“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讲爱教是可以的,但还要讲爱党爱国。只有爱党爱国,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把生产生活搞好。我看,宗教真谛应当在此。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爱党爱国的好教徒……不要把信教和信党对立起来。”他认为,不管是“左”还是右,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其实质都是削弱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妨碍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全面地落实,从而脱离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并给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人以可乘之机,给外国宗教中的敌对势力的渗透留下空隙。习仲勋的这些观点,一直贯穿于其宗教工作的实践当中,对西藏的宗教工作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仲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分裂活动。1982年3月,习仲勋在与班禅谈话时明确指出:达赖要搞大藏族自治区,在西藏安了不少钉子,在国外又搞了不少名堂。你这次去可以了解情况,多做些工作,宣传民族大团结,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宣传祖国统一。在西藏稳定问题上,习仲勋曾经说,西藏的稳定是保证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谈不上。西藏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境外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1987年9月21日,达赖发表了鼓吹“西藏独立”的所谓“五点计划”后,紧接着9月27 日、10月1日拉萨接连发生了大规模骚乱闹事事件。对此问题,习仲勋明确指出,拉萨发生的骚乱闹事,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分裂祖国、破坏西藏安定团结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西藏区内的分裂主义分子,内外勾结,采取隐蔽的方式继续从事破坏活动,手段更加狡猾,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达赖和达赖集团鼓吹的“西藏独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并坚决揭露他们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要清醒地看到,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l989年2月,他在《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纪念文章中引用班禅的话说,“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对立起来。现在有人企图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残余,用爱民族来否定爱祖国,打着民族的旗号来反对祖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揭穿他们所谓爱民族的虚伪性。”

对西藏各族干部和爱国人士的关心和厚爱

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关心和爱护西藏各族干部和爱国人士是其重要的方面。习仲勋一直把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作为知己和朋友。例如藏族的著名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黄正清,维吾尔族的著名人士包尔汉,回族人士马辅臣、马腾霭等,都是习仲勋关心和关爱的对象。他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团结、教育和爱护,一直保持了近40年之久。解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之间长期不和。为了能够和平协商解放西藏,解决历史积怨,促进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习仲勋受命做团结、教育班禅的工作。习仲勋与班禅第一次会见是在1951年4月。当时,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协商,赴京途中,路过西安时,受到习仲勋的热情迎接。在飞机的舷梯旁,班禅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转达给毛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班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班禅的爱国热诚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在欢送大会上,班禅发自肺腑地说:我们流离内地快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祖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藏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受中央的委托,习仲勋同班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对班禅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他还根据中央的精神讲了两条意见:一条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12月19日,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人员在牙含章和梁选贤等陪同下,离开西宁,启程返回西藏。1980年底,习仲勋调到中央工作,分管民族宗教、统战事务,与班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谊越来越深厚。两人之间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班禅视察、出国和进行重大活动时,习仲勋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班禅每次外出回来后,也总是找习仲勋谈谈心,无话不说。1989年1月28日凌晨,十世班禅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噩耗传来,习仲勋十分震惊,万分悲痛。2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以寄哀思,体现出对这位爱国人士的深情厚谊。

习仲勋对培养民族干部也非常关心。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回忆,他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政协、人大任职期间,习仲勋对他说,“毛主席曾经讲过,‘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热地同志,你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还年轻,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啊,不要辜负党中央对你的希望。”“你作为民族干部,还分管组织干部工作,要继续好好培养民族干部。既要培养领导干部,又要培养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科研人员……”“领导班子特别是区党委班子的团结极为重要,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区党委班子成员之间,要相互谦让,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这样才能搞好西藏的工作……”习仲勋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既是对热地的鼓舞和激励,更是对他的殷殷期盼和谆谆嘱托。

今天,历史已进入到新的世纪,习仲勋等老一代所期望的新西藏建设薪火相传,接续不断,西藏全区各族人民正以新的时代风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座谈会精神。斯人已去,大业犹在。在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历史基业上,一代代后人正高擎着老一辈传下来的猎猎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阔步前进。(文章来源:《百年潮》2016/08)(作者是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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