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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各民族历史活动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贡献

日期:2016年08月02日21:33 点击数:

西藏社会科学院  车明怀

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区,这一区域既包括广袤的地理内涵,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既有多样性的自然生态分布,又有多民族所创造的历史人文资源。尤其是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活动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贡献,构成了青藏高原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科学地研究该区域内各民族的活动、交流与联系的历史,对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增强“四个认同” “四个认同”早在中共 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明确,其准确提法是(1)强化祖国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同捍卫了祖国的统一。(2)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3)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智慧,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千古流芳的中华民族,各民族都为创造河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4)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四个人同”后来成为各民族应遵循的重要原则。)的自觉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的地理自然因素对各民族活动的影响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分布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包括西南的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西部以及云南西北部分地区,青海省的大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地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的部分区域还伸延到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国家。

关于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的地理范围,是由本区域的地理特点和行政区划等因素决定的。所谓青藏高原名称的由来,应源于中国的青海和西藏的两个行政区划的名称组合,因为这两个行政区划的绝大部分分布于4000米以上的高原,因而人们将这片高地称为青藏高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越来越深化,久而久之赋予了青藏高原许多的内涵,不仅仅限于地理自然的研究,人文研究也越来越兴盛起来,随着人文活动和地理自然研究的拓展,一些研究者将其地理范围伸延的越来越广泛(如有些资料认为:青藏高原的范围涉及6个省区、201个县(市),即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西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西部甘孜和阿坝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缘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的部分地区。此外,中国境外部分还包括东南亚的缅甸,南亚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内陆地区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一部分,总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中国境内面积就有257万平方公里。关于中国境内的青藏高原部分,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部分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横断山脉,横跨31个经度,东西长约2945km;南自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北迄昆仑山-祁连山北侧,纵贯约13个纬度,南北宽达1532km;范围为26°00′12″N~39°46′50″N,73°18′52″E~104°46′59″E,面积为2572.4×103km²,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26.8%。这种笼统地概括无形中将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和过渡区域大而化之地归为一起,忽略了主体与过渡区域的千差万别,使许多地理的过渡因素堙没在青藏高原的大概念中,使我们在研究各民族的活动时失去了地理变化这一鲜活的舞台。)。而本研究所指的地理范围和走向特指青藏高原及与中华民族形成相关联的过渡区域。据刘明光先生(刘明光,四川德阳罗江人,生于1931年,长期从事地图编辑与制作工作,获得过多项类别不同的测绘科技进步奖和优秀地理图书奖。)编辑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界定,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应在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按照海拔高度的颜色区分,大致在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南沿,松潘高原——横断山脉以西,西至喀喇昆仑山脉,南由喜马拉雅山脉分野。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阻隔,青藏高原的自然走向和人类活动走向多东向、北向发展。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第一级阶梯,高原面平均海拔4000~5000m。整体上,我国从青藏高原往北和往东地势急剧下降,往北到国境,往东到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武当山、武陵山一线等广大地区,除少数山脉地势超过海拔3000米以外,地势降到海拔2000m以下,一些盆地高度只有1000m左右,为第二级阶梯。再往东地势更低,形成一些低山丘陵,除沿海山地与台湾山地一些高峰外,海拔多在1500m以下,东部的大平原高度不到200m,向海延伸到浅海大陆架,为第三级阶梯。这种地貌分布特征与青藏高原在新生代强烈隆升有关,且每个地貌台阶的边坡常是一些新构造断裂分布位置,许多延绵千里的高大山脉的走向受断裂构造线的控制。正因为三大阶梯的区分,我们将4000米以上的高原主体部分称为青藏高原,将海拔4000米以下到2000米的相联系部分称为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区域,这样区分有利于理解为何青藏高原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地理因素。

青藏高原及其过渡区域是中华民族多条大江大河的源头,不仅长江、黄河、塔里木河、澜沧江、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就是许多支流如疏勒河、渭河、白龙江、岷江、雅砻江、青衣江、沱江、嘉陵江等江河也都源自于青藏高原向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种顺流东向的地势和流向自然地将各种文明交汇于一起,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博大文明。

青藏高原阻挡了中国低空的西风气流,使之分为南、北两支气流(分支点在60°E),北支气流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和华东等地区流向太平洋;南支气流则在流过青藏高原南侧后转变成了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西南气流,影响我国四川、贵州、云南、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支气流最后在青藏高原东部110°E附近汇合。冬季,中国近地面的西风急流南移,其北支气流会因在近地面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势力减弱,使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气候寒冷干燥;而其南支气流则会增强并在昆明、贵阳与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云贵高原准静止锋,使四川、云南、贵州、汉水流域乃至山东、辽宁一带出现大量降水。夏季,中国近地面的西风急流北移,其南支气流会因在近地面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势力减弱,使喜马拉雅山南缘一些地区风力最小,天气稳定;其北支气流则刚好相反。随着西南季风势力的增强,西南暖湿气流会为中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带来大量降水。青藏高原北部气流对中国影响更加明显,使春季中国西、北部气旋活动增多。冬季,由于来自较高纬度地区的空气很难越过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南的地区受冬季风影响就较小,气温下降幅度就不大;夏季,由于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极少能越过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甘肃、新疆一带气候就会干旱。四川盆地一带冬季由于受青藏高原阻挡作用影响较大,风速较小,空气湿度较大,加上地形的影响,易出现云雾天气;夏季由于处于青藏高原“背风坡”,若西南暖湿气流偏南流,东南季风西进势力减弱,减少湿气向四川盆地的输送,容易造成干旱。

青藏高原的隆起,使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使中国的海陆热力性质差异表现得极为明显。由于地势高,夏季,青藏高原上空大气受热快,气流上升和气压降低活动加剧,这加速了陆地低压的形成,使由海洋吹向陆地的夏季风势增强甚至影响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冬季,青藏高原上空大气降温快,气流下沉,使陆上高压势力增强,促使气流由陆地吹向海洋。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中国东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季风气候区,加上台风的影响,中国华南地区的降水极为丰富,摆脱了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变成沙漠的厄运,成了北回归线上的一片“绿洲”,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提供了衣食之源。

正是青藏高原及其过渡区域的地理走向和独特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这里的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的地形、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多样气候、千娇百媚、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观。借助自然地理和多样性气候的影响,活动于这一带的人类也表现出随大自然而互动的多重性,这就为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相互交流与联系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历史舞台。研究各民族在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的历史活动,离不开对地理因素的分析和认识。中华文明发祥地长江与黄河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并在流出青藏高原后形成冲波迂回的大河。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基木上沿着长江、黄河上溯并向南北扩延的。由于长江、黄河流域适宜的自然环境和肥沃的土地,使生活在这一带的各民族及早地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时代。农耕文明向草原文明发展,这是世界各地历史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于是,我们的祖先就循着黄河、长江流域一直向上游发展,北线由中原上溯到黄土高原,上溯到河套地区,上溯到蒙古高原南端,上溯到青藏高原;南线由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溯到荆楚大地,继而上溯到巴山蜀水,最后通过金沙江、雅砻江、岷江等大江大河扇面型的伸向青藏高原,同时,那些生活在黄河、长江上游的游牧民族,虽然逐水草而居,但顺河而下寻找更丰足的牧场是他们的愿望,因而草原和高原文明也顺流而下,彼此交汇,各民族文化便在黄河、长江的交融中彼此碰撞、彼此接受。

我国境内的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各拉丹冬雪山,而黄河则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拉达泽山一带,长江与黄河的纽带必然把中国地势的三个阶梯联系起来。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第三阶梯地带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然而第三阶梯东部是汪洋大海,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不可能到大海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必然向第二阶梯和第一阶梯攀升,到秦汉时期,由于各民族的融合,广义上的中原文明逐步上溯到第一阶梯。当时,古人对青藏高原的地理及文明就有与中土襟袖相连的认识,诸如对西藏的冈底斯山视为众水之根,将西藏视为“三危之地” (张法隐在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中说:“愚幼年读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而不知其所在。其实三危,犹中国之三省耳。”又说:“梵书所言四大功德水,盖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尽管此言在当时未用科学来考证,但是与我国的古传说中的地理判断基本吻合的。)等。从这一角度讲,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两条大动脉,是联结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地理纽带。

另外,我国从东北到西南还存在着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文化传播带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海祁连山脉、宁夏贺兰山脉、内蒙阴山山脉向东延伸,沿长城至大兴安岭南段;另一条自滇西北的横断山脉,经川西高原越秦岭延伸到吕梁山、太行山一带。两条文明线恰似两支有力的巨臂托起中国大陆最发达的核心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乃至铁器时代,有许多文化遗址在这两条文化传播带上相沟通。在这两条传播带上,许多民族迁徙、接触、融合,携带着中国最发达的文明由太行山、吕梁山向南北输送。北经燕山、阴山输送到大兴安岭一带,向西沿长城至河套一带,再由河湟地区转而南下,然后沿青藏高原的东沿,直达滇西北的迪庆与西藏的昌都、林芝、山南地区,而黄河上游地区则成为若干民族与河西文化走廊的焦点或中转区。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西北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历史地理形势呢。当中原文明上溯到第二阶梯时,从西北出现了河西走廊,这条天然的廊道如同一条输送文明的大河,使中原文明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文明相遇,由于两个文明的彼此需要与融合,使中原文明向西域迅速发展。秦汉时期,这种发展的速度加快。张骞出使西域,汉设都护府,班超安定西域都是通过这条廊道而进行的,久而久之,河西走廊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成为军事较量的通道,而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最终巩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蒙古族原是一个单纯地游牧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广阔的蒙古大草原上,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粗犷、豪放且骠悍好斗的性格,他们骑马射箭几乎是上天赋予的优势。因黄河文明的引力,秦汉时期蒙族的祖上匈奴常常南下掠夺,至元代,蒙古族打败了一切与之对立的政权,建立了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蒙古族入主中原,也有一个地理的因素,蒙古北部是西伯利亚,高寒奇冷,虽有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矿产,但当时的生产力不可能加以有效利用,于是蒙古贵族把向南扩张作为首选目标,同时采取了先取青藏高原的各个政权,由高原顺势而下灭南宋的策略,这就是蒙古贵族将青藏高原与长江、黄河流域看作一体而建立元帝国的初始原因。在蒙古族建立起元帝国之后,人数较少,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很快就被淹没在中原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文明将汉、蒙、吐蕃、西域等族很快联结到一起。

二、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各民族的历史活动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做出过贡献的民族在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都有过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匈奴、氐、羌、汉、党项羌、鲜卑、回纥、突厥、吐蕃、吐谷浑等,这些古老的民族的相互联系、交流、分化,融合、发展,形成了今天活动于这一区域的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裕固族、撒拉族、纳西族等几十个民族,最后形成了异常牢固的,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具有共同经济基础的彼此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青藏高原及其过渡区域,早期活动于该地区的首推羌族。今天的羌族,主要聚居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及绵阳市的北川,其余散居在阿坝州松潘、黑水、九寨沟等地,人口仅有32万人左右。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据史书记载,现今的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都有古羌人的历史渊源。据考证,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就是“羌”,这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氐羌族群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史书记载古羌人是三苗之后,《诗地理考》说:“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也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3000多年前,炎、黄两大部落的炎帝姓姜 (《晋语•国语》:“昔少典娶有虫乔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向青藏高原及过渡区域迁移,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一部分保留了羌族的名称,一部分演变分流为汉藏语系中的汉族、蕃族、彝族、纳西族等等。

约公元前2100年,善于治水的古羌后裔大禹继任部落联盟首领,禹为了天下百姓免于水患,告别家乡,开始了漫漫治水之路。他专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疏通九河,战胜危害民间多年的水害,至今北川还有禹王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国时期,古羌人的一支就活跃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和陇右一代,不时威胁着关中西部的安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迁都陕西咸阳,为保证都城安全,经常派军西逐氐羌、北击匈奴(史记等史料记载,秦始皇晚年迷信,听信了方士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汉代,四川羌族建有牦牛、青衣羌国,地辖今西昌、甘孜、雅安、乐山一带,国都在宝兴县灵关镇。西汉时西北地区的汉阳(天水)、金城(兰州)、安北地、陇西五郡羌族人口达259990户,1001802人。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北氐羌人建立了成(成汉)、前秦、夏、后凉、后赵等国家。公元881年(唐代末期),党项羌人拓拔思恭在夏州(今内蒙与陕西交界处的白城子)建立夏州政权,辖夏、绥、银、宥四州。夏国是以陕、甘、宁、青一带的党项羌族为主体,包括西北其他民族在内组建的国家。党项羌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拔氏八族,以拓拔氏最强,起群首领导作用。后因受吐蕃不断的侵犯和骚扰,向唐朝请求内迁于陕西、宁夏一带,这些羌族被称为党项羌。到北宋时期,党项羌的11世太祖李得明去世,其子李元昊继位。公元1032年,元昊经过东征西讨消灭群雄,建立 “大夏”国,史称 “西夏”。西夏疆域一度达到甘肃大部、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 (党项族实为活动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羌族的一支,所建立的西夏总共统辖32达州,都城设在兴庆府(今银川市)于北宋、辽、金长期鼎立。公元1226年,蒙古人铁木真率兵伐夏。次年,蒙古军尽破大夏国城邑,人民伤亡惨重。为避免人民更大的伤亡和损失,第二十一世末帝夏见屈降。蒙古诸将尊铁木真遗命,将夏见杀之,并毁大夏王陵。至此,西夏国于公元1227年灭亡,其后裔在今阿坝州理县桃坪乡、甘孜州丹巴等地仍有分布。)。党项以外的其余羌族部分被吐蕃吞并融入蕃族,余之融入蒙古族。

藏族是世居于青藏高原的古老居民。考古发现,自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起,藏族的先民就活动于青藏高原,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但有文字记载要晚于羌族,最早见于史记和汉书,而藏文则于……。藏族自称“蕃”,少数又称“堆巴”、“安多咭”、“嘉戎哇”等。而自隋唐以来,藏族这一称谓在汉文史料中变化较多。先称附国、唐牦,后谓苏毗、女国等,继有吐蕃、乌思藏、土伯特、唐古特、卫藏诸称。这些称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地域也有区别。史载,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成员组成牦牛部,后由雅袭部落于公元6世纪称雄当地诸部,并最终由该部首领,称“赞”,即松赞干布赞普于7世纪初统一整个西藏地区,定都逻娑(今拉萨)汉籍称“吐蕃”。松赞干布与唐朝通好联姻,从长安娶文成公主,接受唐朝封号,密切了唐、蕃关系,促进了藏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此时正值中原的唐朝时期,吐蕃与唐朝的接触日益频繁。战争、贸易,尤其是吐蕃赞普与唐朝公主的两次联姻,加大了吐蕃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认知,从而为元朝时西藏地方归属中国版图埋下了伏笔。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由中央管理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藏族地区。明朝对西北、西南藏族地区除设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外,还承袭元朝土司制度管理;并在西藏地区设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又先后在藏族地区分封三大法王和五个王爵。清朝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务。对西藏地区,正式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会同地方办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民国历届政府都在中央设有管理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1934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专门机构。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近百年来,藏族人民和全国各兄弟人民一道同帝国主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经过执行协议、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与其他省藏区的藏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活动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还有吐谷浑。吐谷浑是我国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 公元310—315年,吐谷浑从阴山南下,经河套南,度陇山,至陇西临夏西北的罕原。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统治今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北和青海省等地的氏、羌等族,逐渐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发展起来。(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位。329年(咸和四年),吐延为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羌酋姜聪所刺,临终时嘱长子叶延速保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即柴达木盆地都兰县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立总部,仿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吐谷浑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由于地处黄河之南,其首领受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被称为河南国。此外,西北诸民族又以“阿柴虏”或“阿赀虏”、“赀虏”等作为对吐谷浑部众的贱称。疆域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县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达青海湖一带。最盛时辖地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且末县;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毗邻。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吐谷浑逐渐与当地的羌、氏、汉、唐牦、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后来,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吐谷浑以数千之众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中,地贫力薄而能周旋于强国之间。吐谷浑统治的地区,原是羌族聚居之地,氏、羌活动地区,向南面临唐牦、苏毗等部落的压力,但仍能够平稳地延续了整整3个世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吐谷浑统治者善于与当地各民族交流、交往,比较明智地处理与周邻诸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吐谷浑发展到国主阿豺和慕璝时(阿柴、又名阿犲,吐谷浑的第八代首领(417—426年在位),他在位时,“兼并羌、氏,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其子慕璝继位后,(426—436年在位),“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吐谷浑发展到极盛时期。),召集流亡,开垦田野,兼并羌、氐、唐牦的一些部落,力量逐渐强大。吐谷浑统治者除用武力加以制服,驱使羌民为其耕牧外,对羌族上层还采取笼络手段,羌人在吐谷浑政权中,官至高位的为数不少,如司马薄洛邻、长史钟恶地、司马乞宿地等,均成为吐谷浑政权中的砥柱。进入南北朝时期,中经慕利延、拾寅、度易侯,至伏连筹时(490—529年),吐谷浑的发展进入极盛(此时成为吐谷浑鼎盛时期。史称:“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吐谷浑的势力西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控制了鄯善、且末一带。疆域:“东至垒(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吐谷浑除与南北朝遣使往还外,由于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东西与柔然、西域诸民族交往,向南与苏毗、吐蕃也发生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柔然与西域诸民族正是经青海路、河南道与南朝交往,而一些佛教高僧,也通过吐谷浑跨越青藏高原到尼婆罗(今尼泊尔、北印度一代)取经求法。吐谷浑充当了中亚陆路交通的中介人、向导和翻译,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本民族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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