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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西藏藏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日期:2010年01月31日11:14 点击数:

   次旺俊美
    从本世纪开始, 我国将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西藏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形势, 如何确定自己的战略地位, 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现状, 对我区藏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几点初步思考。
 
    一、西藏社会科学的回顾
    藏学界虽然在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这些基本界定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 但从藏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和发展趋势来看, 已经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其中还有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用“ 藏学”统称西藏的社会科学。在此要说明的是, 由于藏学所指涉的地域范围不仅限于西藏自治区, 相关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在全国若干省区市还有分布, 因而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 仅限于西藏自治区尚不能概括全貌。

    传统藏学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藏族古代社会就形成了大五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和小五明(诗词、词藻、韵律、戏曲、历算)即“ 十明学” 的传统藏学范畴, 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基础。应当说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既是藏学研究的对象, 又是研究成果的积累。传统藏学研究成果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等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 藏学研究在其所关注的领域、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为严重的是, 西藏在进人农奴制社会之后,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几近隔绝, 形成了过于封闭的学术氛围重视寺院僧人学经, 严重忽视世俗教育, 社会文盲率极高, 造成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低下, 导致严重的思想禁锢;僵化的社会体制甚至视个别不拘于传统的学人为“洪水猛兽” , 进行压制和迫害。这些都为藏学研究的发展、现代意识的引入设置了重重障碍。旧西藏的藏学研究大部分涵盖在宗教这一大框架之内, 虽然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宗教的, 但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为宗教服务, 始终围绕着宗教的需要而发展, 与此无关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极大的漠视, 大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许多表现藏民族聪明才智的文化遗产临近灭绝的边缘。

    以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为标志, 藏学, 研究开始获得新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通过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民间文学采风、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及翻译工作, 积累了大量的科研资料, 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在1959年平息叛乱中成立的文物管理委员会, 不仅对古籍作了妥善保护,还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 并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公布了西藏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1960年和1961年,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开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 培养藏学研究专门人才;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发掘和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有序展开, 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藏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然而, 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事业, 藏学研究也未能幸免。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特别是1980年来, 中央先后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随着西藏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藏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78年底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开始筹建, 1981年12月创办藏学园地——《西藏研究》藏、汉文两种综合性学术期刊;经过6年多的筹建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西藏社科院。从此, 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由最初的几个藏学专门研究人员已发展到目前全院121人的规模, 其中科研人员50人(高职19人、中职16人、初职10人、见习生5人);科研辅助人员39人(高职5人、中职25人、初职9人)。机构设置不断得到充实, 现设有五个研究所, 即民族、宗教、当代、经济战略和农村经济等研究所;科研辅助部门四个, 即文献信息处、《西藏研究》(藏汉文)编辑部、西藏古籍出版社和自治区藏文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
 
    从1951年和平解放至今, 半个世纪来西藏的社会科学事业包括藏学研究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已由往昔无专门机构、无专业队伍、无统一计划、无发展目标、无资金投人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机构、有队伍、有计划、有目标、有投入的社会组织行为;在指导思想上, 已摆脱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 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并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科研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 突破了藏族传统的大、小五明之说的范围, 已发展成为对藏族及其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藏学事业的繁荣, 而藏学研究工作者也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在5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研究格局正在形成,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回首50年西藏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变化, 有两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 西藏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与先进的社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密不可分的。旧西藏藏学研究事业的凋零, 正是因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扼杀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封闭地区, 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进步的社会意识, 任何对其不合理统治秩序提出质疑的现代藏学研究不可能在旧制度下生存和发展。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一个崭新而进步的社会制度在西藏确立起来, 这不仅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创造热情, 推动西藏社会走进快速发展的轨道, 也给藏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政策支持, 西藏的藏学研究由此获得新生, 基本消除了过去包括藏学在内的文化只服务于上层僧侣贵族、封建农奴主的倾向, 藏学及藏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到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对藏学研究的禁锢, 推动了藏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西藏藏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得益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全面贯彻实施。在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中, 明确体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关怀。在西藏自治区,国家不仅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有关条文, 还对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特殊政策, 如拨巨款维修各种文化遗产, 修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大型博物馆、图书馆;拨专款抢救、整理各种文化典籍, 调派各方力量进行社会文化考察、民俗调查、考古挖掘等。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现在,西藏在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全国的支援下, 社会发展, 经济繁荣, 正在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力争在全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走在前列。得益于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藏学研究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的同时, 植根于西藏现实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不仅为西藏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了智力支持, 而且大大地拓宽了藏学研究的领域, 促进了新兴学科的发展。处于新世纪初的西藏发展前景, 给藏学研究提出了与时俱进、促进发展与创新的要求。

    其次, 藏学研究要关注政治领域中的斗争, 关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藏学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随着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客观公正的藏学家, 为藏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是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的一面但同时, 这一学术领域也成了国际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活动的“ 阵地” 。他们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 出版专著, 歪曲历史,企图从精神领域打开缺口, 使分裂活动披上学术的外衣, 为搞乱西藏, 实现其独立梦想和分化中国服务。事实上, 藏学研究领域始终是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 藏学研究工作者也必须肩负起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持西藏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的历史责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 一概而论学术的“ 价值中立”原则, 回避学术中的政治斗争, 既是不现实的, 也是对学术良知与学术道德的违背。学术研究应有其植根的土壤, 那就是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服务的对象。藏学研究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也正在于此。离开了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 藏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甚至会成为历史糟粕的附庸, 所以, 藏学研究必须关注火热的社会生活, 关心西藏人民最迫切的物质文化需求, 任何违背西藏人民这一要求的所谓研究都会偏离藏学研究的正确轨道。
 
    二、西藏的稳定与繁荣巫需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国支援西藏力度的进一步加强, 藏学研究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向新的世纪, 我国已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此, 中央适时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伟大决策。这一战略的实施, 是党中央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具体行动, 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也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西藏是典型的西部地区, 海拔高, 地广人稀, 自然条件较差, 欠发达的经济基础, 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人文状况,敏感的关注热点等, 导致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处于落后状态, 在大开发中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西藏的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藏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西藏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西藏工作,无比关怀西藏各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 废除封建农奴制, 中央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凝聚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与心血, 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94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决策, 对西藏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座谈会制定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方式, 得到了有关省市的衷心拥护, 很快形成了全国支援西藏、各行各业支援西藏的良好格局, 对促进我区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西藏与内地的交流, 增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 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支援下, 西藏的国民经济连续六年年均增长达到两位数, 高于全国同期增长速度。1999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05.61亿元, 第一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7.42亿元。这远非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所可比拟, 但占全国的比重十分微小, 仅相当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甚至一个镇。在经济上, 西藏目前还谈不上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但在政治上, 对国家关系重大,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 西藏的稳定, 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 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 涉及国家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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