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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答《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课题采访录

日期:2011年10月28日12:08 点击数:

近日,由我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孙勇主持的2008年度“西南边疆”项目招标课题《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顺利结项,等级为良好。为了深入了解该课题的开展情况,本院网通讯员兰国华采访了课题主持人孙勇。

    问1:您好,孙勇书记,当初,你们为什么要申请这样一个课题,您是怎么样想的?

    答:和平解放以前,有关于西藏的研究长期被宗教、神学等唯心史观占领,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成果几乎一片空白。虽然有人指出历史上的《格萨尔王传》中具有一定的经济思想,可事实上也是牵强附会。到了近现代,大小五明中的工巧明在技艺层面对手工业的工艺性的记载,完全与经济研究不搭界。至于到了近代,包括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内地学者对西藏的研究里面,有一些关于物产及经济活动的记载,严格地讲,也不是什么学术研究。散见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谈话,我们可以视作为西藏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而真正进入学术层面开展系统研究的,应当是在民主改革前后,由当时的中科院社会研究部派来的专家学者对封建农奴制的调研以及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报告,也就是说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学术性研究,发端于我们党在西藏的执政。而后,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推动了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对制度方面研究的工作,其中不能忽略的是,藏族大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作为活佛出身的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传播,写出了《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从我个人角度看,这是对西藏经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其后,中央民族大学黄万伦先生在“文革”期间花费10年心血写出了《西藏经济概论》,这本书,其主要学术依据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制度供给体现在西藏研究学术上的一个探索。《西藏经济概论》出版时间虽然较晚,但它对于理解一个特定时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供给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文革”期间由中央民族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一些部门联合编写的《藏族概论》,虽然以历史的进程为主线,属于史学和民族学的范畴,但并没有由此忽略制度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传统制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参考书籍。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西藏研究的过程中,也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着重研究西藏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发表过一些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王小强、白兰风所著的《富饶的贫困》,该书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以产业经济学的眼光分析西藏的制度供给,并形成了名噪一时的“输血”和“造血”论,但严格说来,离制度研究尚很远。紧接着,西藏青年理论学社的一些年青研究人员推出了《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这本书以发展经济学为框架,穿插了较多的制度供给研究。我作为该书的主编,在课题设计中已经考虑在有了较多的积累之后,要专门进行制度供给方面的研究。我关注在这本书推出之后,有部分学者推出了《西藏经济学》(狄方耀)、《西藏产业论》(俞允贵)、《西藏经济简史》(江村罗布)、《西藏畜牧业走向市场的问题与对策》(肖怀远)等等。但我感到,这些学术著作当中,最被忽略的就是制度供给这样一个学术性很强,同时实践指导性也很强的重大命题。

    2006年9月,我调西藏社科院工作,已经有打算在《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的深入研究当中,把制度供给问题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工作关系,这个想法在起头之后也就搁置下来。2008年,“西南边疆”项目实行课题招标,其中单独有一项西藏制度供给研究,正好与我多年的想法相吻合,在与同事们商议之后,决定投标这个课题,未曾想到事情是如此顺利,课题设计书很快通过了招标程序,于是,在三年的繁忙工作之中和大家完成了这个课题。

    问2:请问,你觉得开展这样一个课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答: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进行《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的课题设计时,已经关注到了科斯、诺斯以及之前的康芒斯等人对制度作用的强调,同时,也看到了马克思在他的经济著作当中所反映的很多关于制度重要性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后来被发展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如谭崇台、杨瑞龙、林毅夫、魏厚凯、邹薇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特别是具体到国家的制度供给等等,都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有效和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反之,无效或无效率的制度乃至于由社会遗存的旧的制度,虽然也能形成供给,但必然形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抑制甚至阻碍。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的系统研究,解析结构性矛盾及其根源,客观地科学地评价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两个方面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现状,并进一步提出西藏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成为“思想库”的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问题,在一段时间中,是一个带有决定性、战略性的问题,区内很多研究者谈到制度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并将这两者转换为政策研究的语言,而对于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却不予重视,甚至是忽视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区“思想库”在西藏经济理论方面研究的苍白与平乏。特别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将社科院定位于“思想库”、“服务部”之后,我们围绕着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开展学术研究工作,除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之外,如果不能提供更有高度、深度、广度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失职,尤其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之后,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在目标任务中提出了“五个”定位,强调了要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而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政策研究要进行深化的,而且要在理论研究上必须深化。毫无疑问,这些深化都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在政策导向下的制度供给,显然与我区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有着密切关系。这个课题的研究,把两个关联性很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学术上为中央和西藏自治区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是在尽到一份责任,或者说是完成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问3:请问,你们课题的核心观点有哪些,你是怎么评价形成的课题成果的?

    答:我们课题的核心观点,也可以说是结合西藏实际对于制度供给的最新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最新的阐释之一是,制度供给也可以理解为制度创新的能力,制度供给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动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变量。在前提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供给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制度供给也可以理解为制度供给主体建立新的一系列活动。

    第二个最新的阐释是,通过分析,实际中存在着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动态均衡模式。现阶段,制度供给创造制度需求是西藏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形成总体制度均衡时,也就标志着西藏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形态得到确立。

    第三个最新阐释是,在对制度供给与政策的关系上,有关西藏的实证研究证明两者有一种内在关系。制度供给和政策实施的过程是一个“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一种制度和政策均衡被打破,新的制度以及政策供给必须及时跟进,新的制度变迁必须及时补位,制度供给与社会变迁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变迁是制度供给的依据,政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
   
    第四个最新的阐释是,不同的制度供给形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效能是不同的。从实践角度来看,制度供给的不同组合形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产生的效能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在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理论及方法上,世界与我国都处于再次创新的关键时候,本课题所形成研究成果本身的基础性贡献是可以预见的,本课题在同类课题涉及的问题域之中的新阐释,是一次小范围的理论集成创新。由于本课题具有解决中国西南边疆战略制高点西藏深层次问题的视野,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供给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方法特别是结构分析的方法,体现出经济学的规范性,相关理论的集成性、分析问题的综合系统性,以及在之前同类论文著述基础上的突破,因而无论是在藏学研究或边疆问题研究中,还是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理论领域中,我们都期望有新的发现,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琼华、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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