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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治藏特点评析

日期:2011年09月13日12:19 点击数:

    乾隆1735年继位,1799年以太上皇的身份辞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最高统治者。在超过一个甲子的统治时间里,他对于西藏地方的治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对于后人,至今仍然有不少感兹念兹之处。

    乾隆继位前,西藏地方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同样是在藏传佛教某一种教派掌管地方政权这一的背景下,继萨迦派(元朝)、噶举派(明朝)之后,掌握地方政权的是新兴的格鲁派;格鲁派接受了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改变了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建立的甘丹池巴教主制度,也就是说,改变了格鲁派创始人构想的、依靠某一政治力量发展佛教但不直接掌握政权的模式,而且在西藏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体制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不过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宗教势力对待中央对地方治理问题上,还存在着若干变数。

    现在我们所谈到的西藏地方的历史定制、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大多是在乾隆时期完善和规范起来的。对于乾隆治藏特点进行一些分析,有着现实借鉴价值。

   一、以藏内出现重大事件为契机,适时进行制度改革。

    清朝对于西藏地方治理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处理藏内出现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制定与完善起来的。

    清朝初期,西藏地方政权主要是由蒙古和硕特汗王进行管理,18世纪初准噶尔入侵西藏地方被逐后,蒙古汗王势力退出西藏,清朝政府也因势利导,1721年取消了以和硕特部以及不长时间内的准噶尔部等蒙古部统治西藏的制度;废除了第司总揽地方大权的制度,初步建立噶伦制度。

    1727年,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发生严重内讧,事件平息之后,建立了以贝子、贝勒、郡王(颇罗鼐,乾隆四年即1739年封)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制度,亦即通称的所谓藏王制度。这一制度关键性的弊端是,与掌握地方政权的个人品德关系很大,不利于进行规范性管理。

    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子朱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总理藏卫事务”(《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P493。后文随文注释中均用“汇编2”注页码形式);1750年(乾隆十五年)发生“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事态平息之后,鉴于世俗贵族专权、相互争斗,造成西藏动乱不已的情况,决定将地方政教权力集中于达赖,同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在他们之下,由噶伦集体负责并相互制约,进行西藏地方治理。

   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乾隆接连发出谕旨:“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稍亏尺寸。西藏此番办理,实事势转关一大机会,不得不详审筹画,动出万全,以为边圉久远之计。”“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汇编2,P524-525)并特别提出,“善后事宜不可不专遣大臣前往办理”(同上,P522)。

    对于七世达赖等人提出的由班第达继封为王的看法,乾隆明确提出,“若如所请,则数年之后未能保其不滋事衅。朕意欲仿众建而分其势之意,另为筹画措置。”(同上,P524)“伊若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哉!”(同上,P525)由此废除了这一制度;将原设立的噶伦制度加以初步完善,根本目的在使噶伦不致擅权而演变成藏王之实。

    鉴于这一事件中“塘汛断绝”的问题,“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同上,P525)、以及在雍正年间因顾虑费用问题而将留驻西藏军队撤出,造成出现重大事件而呼应不灵的问题,乾隆下旨完善塘汛安设一切事宜,权限归驻藏大臣;藏内留兵驻守,在进出藏的咽喉要地打箭炉“添驻重兵”。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次年即1751年,乾隆亲自过问并具体筹划颁布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其中改变的一大内容是,达赖作为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同时,具有了宗教和政治双重地位。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去世,为防止贵族专权,建立了在达赖去世后以及下世成年之前,代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杰曹”(rgal-tshab)制度。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第一次兴兵入侵西藏,占据了后藏三地,清廷派巴忠等人率军进藏进剿,巴忠等人却向廓尔喀许银媾和,并向朝庭谎报军情。导致了1791年(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这是继准噶尔部侵扰西藏、“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之后发生在的第三次重大事件,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等率兵平息了这一事件之后,通过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于西藏地方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世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引自《<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中的《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页一五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文中仅注明汉字页码)

    在廓尔喀第一次侵藏后,乾隆就提出,“倘不订立章程,复有贼匪入侵,无所防备,又需大张办理,藏众亦不得长享安全。”(汇编2,P637)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二十七日,和珅等遵旨提出了《藏地善后事宜十九条》,并得到了批准(汇编2,P641-654),因为随即发生了第二次事件,这一章程的部分精神后来体现到了“二十九条”之中。

    以解决处理重大事件为契机进行制度改革与建设,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对于后世有昭示意义的特点。乾隆“于因势利导之中,寓循名责世之意”(福康安等语)的做法同样值得后人深思。

    二、将具体的改革措施建立在对于藏传佛教的明确定位和恰当认识的基础上,这对于基本保证改革措施的合乎实际,意义重大。

    对于西藏的治理,需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处理好藏传佛教在治理藏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决策人对于藏传佛教有一个完整而相对准确的认识。

    乾隆在幼年时期即受雍正的影响,对于佛教颇有兴趣,身边又有章嘉活佛的指点,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对于佛教本体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概略地说,就是以为佛之第一义谛乃“佛且本无”,非“以祸福趋避教人”(《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页一四八)。

    对于藏传佛教,具体来说,对于当时的格鲁派,乾隆首先是将它当作一种维系国家统治的可资利用的力量,这与元朝形成一个明显的区别。元朝时期,虽然也在利用佛教力量来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但是元朝统治者却陷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信奉者,造成的弊端十分严重,对此很多研究者进行了深刻阐述。乾隆吸取了元朝的教训,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语:“盖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按指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页一四九)。这种区别意识在此说明得很清楚。这种意识是他在处理藏事过程中比较牢固树立的。他还有这样的话语不同但意思相似的说法:“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九日谕,页二六八)

    总体来说,对于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态度,正如《卫藏通志》刊刻叙言所总结的:“兼崇黄教,绥服北徼、西域、蒙准、回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外蒙、准、回、康、乌斯藏各部,崇黄教以绥辑镇抚之。”(页一五六至一五七)。

    对于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幼而皆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之权巧方便耳。……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然转世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页一四九)“至佛法以虚寂为宗,无来无去,故释迦涅槃后并未出世。即宗喀巴阐演黄教,亦未出呼必勒罕。”(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九日谕,页二六八)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高级僧侣以及驻藏大员、地方官员,凡有违反国法之事,乾隆敢于采取严厉的处理措施。

    廓尔喀侵掠后藏事件平息之后,引狼入室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虽然已经死在尼泊尔,其尸骨仍被运回在西藏“悬以示儆”,乾隆亲自下令停止该活佛系统转世,其寺其僧均强令改宗格鲁派;对于该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的扎什伦布寺大喇嘛济仲“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扎苍及仲巴(注:班禅强佐)呼图克图,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乎?”(驻藏大臣松筠之注释语,页一五零),“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为稍为袒护。”(汇编2,P691)在此前的“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中也是相似处理,国法第一的思想显而易见。

    乾隆的评论是,“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页一五零至一五一)

    一方面对于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礼遇有加,同时,又将对于格鲁派的尊崇与维护国法区别对待,不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真正做到了进退有据。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借鉴价值的。

    对于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驻藏大臣纪山(赐自尽)、在廓尔喀第二次侵藏事件中,举止失措的驻藏大臣保泰(重枷示众)、第一次侵藏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噶伦索朗旺杰(已死,革去扎萨克台吉)、第巴桑阿(流放),进行了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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