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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藏学研究的珠穆朗玛——中国藏研中心25年历程见证西藏文化传承与发展

日期:2011年06月08日11:28 点击数:

5月24日上午,北京亚运村东侧一座红顶白墙的藏式建筑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暨中心成立25周年大会”盛大开幕。大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向与会者介绍着藏研中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倾力打造中国藏学研究新一极的历程。

    出生于西藏江孜一个贫寒农奴家庭的拉巴平措,他的出身和现在的社会地位、学术造诣,是六十年来西藏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动例证。
  
     西藏和平解放后,农奴的孩子拉巴平措被选送到北京深造,成为新西藏第一代大学生。他在西藏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他家原来的领主吉普•平措次登也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对在旧西藏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主人和农奴,在新西藏以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担任如此重要的公共职务,真实反映了新旧西藏的人权状况。
   
    2000年,拉巴平措成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头人。对于新西藏60年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他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西藏和平解放把这样一个古老、封闭、保守的中世纪社会拉进了20世纪的现代社会,从此,现代文明像一股春风吹遍了雪域高原,唤醒了西藏人民消逝已久的生活热情和无穷的创造性。

    西藏大发展催生了藏研中心

“大约17世纪开始,国外开始有学者研究藏族,经过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独特学科‘Tibetology’,即藏学。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设有藏学研究机构,拥有近3000名研究人员。虽然藏族在中国,藏学的根也在中国,但在那时,相比之下,中国的藏学研究落后于西方。”藏研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向记者描述了中心成立前中国的藏学研究状况。
  
    国外学界之所以专门开辟了藏学这一学科,其道理在于:世界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地方,一个顽强的民族生存发展着,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历史与悠久的文化,这其中的奥秘对于整个人类都有重大价值。
   
    1985年12月2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巨擘在致中央领导的信里,动情地写道:“我们今天谈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等,如果不把其他兄弟民族,首先是藏族的哲学和佛教搞清楚,能称得起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吗?
   
    我们现在编印中华大藏经,如果不把藏文、满文和蒙古文的大藏经都包括进来,能称得起是中华大藏经吗?在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中,古代文化宝藏之丰富,藏族是首屈一指的。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给世界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给世界文化增加了新内容。藏学的研究,如果加以提倡,也将兴旺发达。”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藏区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藏族人民的生活进入了崭新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弘扬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对西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亟须进行更加系统、深入、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新变化、新情况,迫切要求中国藏学工作者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观察与解释。党中央和各界有识之士意识到加强藏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从战略高度决定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986年5月20日,藏研中心在京隆重挂牌成立。82岁的老人廖祖桂曾任藏研中心下属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参与了中心初期的筹备,亲身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于藏学研究的大力支持,“那时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全力支持,比如1985年全国只批准成立了两家出版社,而藏学出版社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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