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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敦群培杂谈

日期:2011年05月03日17:31 点击数:

西藏社科院  郭克范
    2001年是根敦群培(1903~1951年)去世50周年,再过两年就是他的百年诞辰。笔者从9月份开始重新阅读根敦群培的一些著作和相关论著,采访了他在拉萨的亲人,对根敦群培及其亲人曾经生活的地方作了一点实地考察。这篇文字也就是在读书笔记和访问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既有相关史实的补正和叙述,也有一些个人粗浅的体会与认识,还有一点超出“学术体”的文字,文章名副其实的“杂”。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从这个角度评价根敦群培,应该更为复杂。在20世纪中叶,西藏发生的那次规模宏大的历史转折,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主要的社会指标上标明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至今才过去半个世纪,给人感受是那么久远。根敦群培不是旧时代的“诗人”,而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他属于新时代,虽然他在新时代的曙光初现之际已经离去。正因为他的存在,那个时代的距离感不再远得好像是一个童话,他身上带着那个时代给予他的痛苦的烙印。激烈的时代变迁和大踏步的前进,在不同的层面上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读者诸君中如有在最基层生活经历者和用心体会者,不难感受到旧时痕迹的大量存在;而主要生活在机关、城镇,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几眼基层人生活的,可能更深刻地感到的是现代文明形态在西藏的立足和迅速发展。说这些,意思很简单:在更深的意义上,我们具有与根敦群培同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相关史实的叙述与补正

    “西藏革命党”

    从根本上说,旧西藏是一个不容忍别的政治组织存在的社会,根敦群培以所谓“西藏革命党”分子的因素而受到迫害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虽然他的被捕并不是以此为罪名;但在40年代后期,噶厦所关心的事情远比这个问题大得多,邦达绕嘎等人的这一组织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左右西藏社会变化的力量;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敦群培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后来所遭遇的事件。关于这方面已有过不少的论述,《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期上有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藏官员陈锡章的遗作《西藏从政纪略》,为“西藏革命党”这一组织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资料,邦达饶嘎“因在拉萨失意,避居印度之噶伦堡……蒙委会聘他为联络员”,1946年沈宗濂与两名西藏代表(僧官扎萨土登桑培、俗官扎萨凯墨•索朗旺堆)及达赖之兄嘉乐顿珠经印度飞往南京,特别是后者的秘密离藏,“英人认为是沈的政治胜利”而对与中央方面的关系极为关注。邦达饶嘎的活动情况传到拉萨后,英方对促成噶厦采取行动起了主要作用,根敦群培的被捕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手稿问题

    他从南亚回西藏时所带回的及回藏后所写手稿的下落,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现在出版的根敦群培的几种文集都不是他手稿的全部。其手稿本来一直放在“旺丹边巴”(其住所)的,入狱后被赤江活佛拿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杜永彬的专著中有具体的说明。关于赤江,次旦玉珍说根敦群培在监狱时,她常到噶雪巴家去,有一天次旦玉珍听到噶雪巴对噶雪巴夫人说了些什么,噶雪巴夫人哭着说:“不可能,我不相信。”对这件事她一直没有对外界说过,只是心中有一些怀疑。还说在他出狱后,有一天次旦玉珍告诉根顿群培说赤江仁波钦来了,他说:“算了,别理他。”关于噶雪巴,她说他每次来见根顿群培时都是五体投地地拜他,她的评价是噶雪巴为人虚伪。根敦群培去世后,她遵嘱将那只存放手稿的铁箱子送霍康先生家时,里面己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后这箱子被为根敦群培送终的弟子“娘绒朱古”买去作为纪念)。

    根敦群培之死

    根敦群培去世的具体日期,说法有几种,现在为大家认可的当属为其晚期弟子的霍康•索朗边巴先生的记述,“作者逝世的准确时日……以原存放于居民委员会,后来归还的笔记中找到了清楚的记载”(文章中没有记载笔记的内容),并以印度噶伦堡报刊载的从电台收到的消息为佐证,①当为藏历第十六饶迥阴铁兔年(1951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也就是说在公历的9月~10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些论著中直接将其处理为公历的8月14日(杜永彬著中也是倾向如此)。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可以举一点例证: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数人,经印度到达中印边境亚东,会面达赖喇嘛后先期到达拉萨,到达拉萨的日期是1951年8月8日,随张代表自香港乘机先行到印度的有“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在北京参加和谈的随中央人民政府主要工作人员阿乐(乐于泓)同志,藏文藏语翻译彭措同志和我(郝广福)……建议张代表让中央专门为他指派的刘医生同机先行。但张代表拒绝了……先走的人员要尽量减少,这样行动方便。”②也就是说,先期随行人员中并没有医生;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十八军先遣支队到拉萨举行入城仪式,并绕行八廓街;③10月26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领的入藏干部和部分部队进抵拉萨,2万多人举行欢迎大会。这表明,如果根敦群培是在1951年8月14日去世,那么张经武代表派医生为他治病一事在时间上就难以解释清楚,虽然我现在查不出究竟医生是何时到拉萨的,但其中的时间差距显而易见。2001年9月25日笔者在琼华女士的陪同下到拉萨市纳金路次旦玉珍老太太家采访,老太太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她说根敦群培见到过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听到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拍手说:“我的老乡来了。”她还说经常听到根敦群培说到张国华、张经武等人的名字,只是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内容。

    关于根敦群培的死因,其妻次旦玉珍认为是被毒死的。有关口述情况杜永彬著作第151页有记载,需要补充的是:在噶雪巴家住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至晚上,来了三个人,除噶雪巴之子(实际上是过继的其兄弟之子)外,另两名英国人一为电工,一为报务员福克斯。他们带了一瓶酒,说是来请教藏文方面的问题,根敦群培当时感到有些害怕,不让次旦玉珍离开;他们起劲地劝酒,他喝得多,他们喝得少,当天晚上即出现了呕吐现象,手和嘴唇都黑了,而且他本人事先就有不好的预感。她和亲人们怀疑英人有可能是下毒(放蛊)。其亲人一直认为这是导致根敦群培之死的直接原因,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去世的地点是噶厦农务局(索朗列空)所在地“噶如厦”(现在的拉萨市八廓南街96号)。噶如厦正门朝西,当时根敦群培住在北面三楼,其斜对面有一家做象牙骰子的蒙古人,女儿格吉央宗就在这家当小佣人,她说她从帮佣家的窗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根敦群培,去世前,根敦群培的脸已经肿了,变黑了,经常从窗户里往外看;在这座房子的八廓南街对面就是噶雪巴的住宅,次旦玉珍说噶雪巴常在其居所隔街喊根敦群培“格拉”。我了解其葬礼是这样的:用的是木轮马车为他送的葬(当时还没有轮胎车),哲蚌寺派了很多僧人(是不是他当年求学时的果莽扎仓鲁本康村的僧人,次旦玉珍说她不清楚)来为他送葬,出殡时有僧人为他做法事,吹法号,尸体放到马车上后围绕八廓街转了一圈或半圈,当时周围煨了很多桑,按说规格还是很高的。她未跟随去送葬,记得根敦群培去世前,曾经常说到他在安多的姐姐。

    遗产

    有两层意思,一是其精神遗产,这方面他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与发掘,除了其生平事迹的介绍外,他的著作大多还无法见到可靠的译本,他在国外以外文发表的文章在国内也很难读到,国内藏学界的研究还显单薄和不足,国外对根敦群培研究的成果也介绍甚少。他的影响至今主要仍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从地域而言,成就根敦群培的是在卫藏地区,即使他在国外长达12年的人生经历,并未对当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最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悲剧结局也发生在这里。也许人心的纪念是最大的纪念,这可能就是在这个“五十周年”里几乎听不到在大的层面上纪念声音的原因之一吧。这对讲求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时代多少是件憾事。从现在可以阅读到的根敦群培的著述来看,我以为它们是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遗产之一。

    二是其身后是是非非以及对其亲人的生活的影响。评价和纪念,我以为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和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之所以勉力做这件事,既是出于个人的热爱,也是出于一种怀念的心情。根敦群培成就惠及后人之处很多,从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撰写的煌煌史书《西藏通史》,从曾经与根敦群培有过纠葛的夏格巴•旺秋德典的《藏区政治史》,便可见一斑,根敦群培短短的未成稿《白史》得到了他们多处的引用和高度评价。笔者在读过一些过去的藏族史学家写的史学著作后,对霍康•索朗边巴先生对《白史》写作方法上的高度评价深有同感。他对年代、事迹的考证,对神话与历史的区分,即使在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意义,它们体现的是真正的学者风范:认清事实,把事实感受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接受心智的辩难;用事实来区分语言的矛盾和事实的矛盾,这是常理,而在忽视实践,追求玄学,把形而上学与产生形而上学的原生土壤割裂开来行事的时代,有此灼见,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从论据出发,具有鲜明的为学的目的;而且我还以为,他对后人的学术、艺术上的馈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显现得更大。我曾经想过,从他的学术经历看来,也许学术的正途不在职业化上,而在业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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