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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2010十大宗教学观点

日期:2011年01月05日18:16 点击数:


    当代中国宗教学已成为被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从开创到成熟,从敏感意义上的“险学”到蓬勃发展的“显学”,形成了许多研究热点和发展热潮。

2010年,《宗教周刊》理论版一如既往地追踪学术前沿,关注热点讨论,为政界、教界、学界搭建沟通平台,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岁末年初,本版盘点年度十大宗教学观点,让我们再次体悟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宗教的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现实关怀——

  缘起论:全球和谐共生的佛学理论基石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全世界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面对的各类全球挑战,凸显了缘起论的重要性。因而,阐扬缘起论是当代佛教重要的历史使命。

  方立天在901期《当代佛教要重视阐扬佛教核心思想“缘起论”》一文中认为:

当前,在全球进程中,全世界已经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面对经济危机与复苏、气候变化与减排、流行性疾病的扩散与防治等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国际间通力合作,这就凸显了佛教缘起论的重要性。缘起论是佛教对于宇宙存在的基本看法,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之中,并随着因果联系的变化而变化,是佛教世界观的理论基石,也是区别于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思想标志。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佛教缘起论为世界相互依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根据和理论支撑。

阐扬缘起论学说是当代佛教的重要历史使命。今后,我们应加强从缘起的一般意义去阐述人类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阐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观。从而在人们内心确立正知正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社会和谐、世界和谐。

同时,在中国,佛教阐扬缘起论时可以吸收儒家和道家的相关理念,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等理念,来充实、丰富自身的学术,以发挥缘起论学说的更大效益。  

  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是“多族多教一国”

中国古代社会的多神信仰以及统治者推行的多元包容的宗教政策,有利于中华各民族形成多元的民族认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认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当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中华各族人民不是走向分裂,而是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侵略,并使中华民族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

  张践在943期《中国“多族多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一文中认为:

在近代以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中华民族”的清晰概念,但是作为复合性民族基础的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到了近代,这种由于多元宗教信仰形成的多元民族认同,自然地演变成了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既认同自己的支系民族,也认同上位的复合民族。

具有多元宗教认同和多元民族认同的复合性民族“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成为“多族多教一国”民族国家模式得以形成的深厚文化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都深受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都始终坚持“多族多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着眼,保证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保证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  

  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华民族是具有多元因素的整体,我国民族地区宗教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已经是不争的“公理”。历史发展的轨迹、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价值观念同质与异质的交融,不同民族的通婚交往、日常生活的互助交往和生产劳动交往等,是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何其敏在925期《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一文中认为:

在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加入使得民族成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而非单一的民族文化,或者纯粹宗教文化的群体。因而,要对宗教文化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加以正确引导。

鉴于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要以多样性的宗教文化为基础,引导“神道设教”的内容;要将人文理念带入民族工作,通过对少数民族精神关怀的重视,增加决策的预见性,同时应注重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的保护和文化生态的平衡;要在对不同民族文化关系的处理中,调整国家的位置;要从多个视角深入观察、研究具体的宗教文化,并通过政府引导民间力量,有意识地推动各种张力向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挥作用;不可低估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它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它所提供的社会资本。  

  民间信仰:和谐社会建设的本土性潜在文化资源

民间信仰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迅速恢复发展,然而,和其它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一样,民间信仰也包含着封建迷信的因素以及其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因此,国家在社会控制层面上既要准确界定民间信仰的性质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更要加强民间信仰的管理,引导民间信仰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张祝平在915期《正名与正行: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及策略选择》一文中认为:

民间信仰是我国民俗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我国本土化的信仰资源和一种文化资本。在抵御外来宗教渗透的过程中,民间信仰以其作为民族文化资本的特有张力发挥着潜在的主体作用。只是,民间信仰“目前是以一种比较粗糙的形态存在”。

当前,我们对民间信仰社会控制的偏差体现在:管理权责不明,社会控制弱化;管理标准失当,利益原则突出。

针对这种社会控制度偏差,在和谐文化视阈下,对民间信仰社会控制策略的选择就是,一要理性评估民间信仰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二要以积极“扬弃”的态度,重塑民间信仰系统;三要完善科学的引导机制,创新民间信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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