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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

日期:2010年07月05日16:15 点击数:

 作者: 洲塔 樊秋丽
    雍仲卡尔”,意为“卍”城,逆时针方向之“卍”在苯教经典中称“雍仲”,意为永恒;“卡尔”意为城。藏文史料中以及现当地藏族居民都称此遗城为“雍仲卡尔”,有汉族等群众因古城形状而称其为八角城。

雍仲卡尔位于夏河县甘加乡偏东央曲与央拉两河交汇的台地上,扼甘青交通之要冲,对面是甘南地区著名的苯教寺院——佐海寺。遗城周长2193.4米,占地面积为20万平方米②(注:为甘南夏河县文化局实地测量数据。)。城外有护城河,护城壕,还有外廓,南门之外另有外城。从建筑设计上看,城廓虽大,但其城墙曲线多、棱角多,整体呈“卍”形状,每一角都在一弓弩的射程之内,易守难攻。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有古代弃耕的层层梯田。

由于雍仲卡尔遗城保存完好,地理位置特殊,城堡形状独特,早就引起当地政府部门以及部分学者的关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仅根据1964年的社教材料中对甘加乡历史沿革的叙述——“甘加地区秦汉时为西羌地。西汉设白石县,其县治可能就在今八角城”③(注:中共甘肃省委牧区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印:《夏河县甘加乡社会调杏情况》,1964年12月,第4页。),即认为雍仲卡尔是汉时白石县。这种社教材料既非正式出版物,又非经严格考证认定的政府文件,其资料分析基本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但是社教材料中定位不准、如此随意的说法,却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这样不但将后来的研究者带入误区,也给当地政府对雍仲城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内涵定位上造成了误导。有鉴于此,夏河县把开发雍仲卡尔作为一个课题,委托笔者对雍仲卡尔的基本文化背景进行详细考证。自2005年以来,笔者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和对当地百姓以及佐海寺僧众的访谈,结合二十五史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当地的古藏文史料,经过详细考证,推定此古城为唃厮啰时期所建,距今已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为唃厮啰经营河湟地区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关于雍仲卡尔的几种说法

2、汉置白石县之说  学术界的某些学者未经详细考察和论证,却坚持认为雍仲卡尔为汉置白石县遗址,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误导。

据调查考证,雍仲卡尔之汉语“八角城”、“白石崖”之名,系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先后远从榆中延请的几位菜农,根据其城形,起名为八角城;根据古城所建之山崖的颜色,又称之为白石崖。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与汉置白石县并无瓜葛。虽汉文史籍《汉书》和《后汉书》中均有“白石县”一词,但该白石县并非此地。《汉书》卷28下,志第8下:“金城郡,……县十三,……榆中,袍罕,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袍罕入河”①(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一部》[Z],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2页。);《后汉书》卷113,志第23中载:“陇西郡秦置……白石故属金城。”②(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二部》,第1390页。)据此,我们只能看出白石县初属金城郡,后又归陇西郡辖区。关于其地理位置,仅在《汉书》中提到陇西郡内有白石山:“陇西郡,……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③(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一部》,第532页。)由白石县先后归金城郡和陇西郡,而陇西郡内确有白石山,可推测汉置白石县有依山而命名的可能,但离甘加地区相距甚远。另据最权威的商务印书馆所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释义:“白石县,汉置。晋省。故城在今甘肃导河县西南。南齐置。今陕西南郑县地。后魏置。以白石水为名。宋省。故治在今四川通江县东北。后魏置。西魏改为同谷。即今甘肃成县置。唐析太末县置。寻省。其地在今浙江龙游县南三十五里白石山麓。”④(注:臧励禾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第248页。)由此可见,历史上所有关于白石县的设置均与甘加地区没有任何关系。虽导河县(即今甘肃省临夏市)在汉代亦为羌地,但历史上其西南并未设置过所谓的白石县,不能以此推定今雍仲卡尔为白石县遗址。

首先,汉代甘加所在地为史书所称“西羌”(为安多藏族先民)地区。汉代中央政权在与匈奴长期征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广泛游牧于祁连山南北、河湟地区的羌人发生战争,因其与匈奴一样从事游牧生产方式,与汉地“习俗既异,言语不通”⑤(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二部》,第1311页。),故向来以“独尊天下”自居的中原王室自然把羌人作为荒蛮之人加以驱逐,侵占其游牧世居的领地。西汉与匈奴或战或和,同时在河湟战场上与诸羌你来我往,如“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⑥(注:同上。)。当时汉王室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防止匈奴寇边,史书上所载在羌地设立的县制,也是有名无实,因此更谈不上汉朝可以在甘加建造如此规模的城池。

其次,从雍仲卡尔的建筑风格上看,该遗址整体就如一个巨大的“卍”符号,显然为一笃信苯教的民族政权所建。而将近2000年前的汉代河湟地区,还是诸羌(即不同氏族和部落)混杂游牧之地,逐水草而居,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其没有建筑城池的必要。

最后,确有当地群众称雍仲卡尔为“白石崖”,但不能仅从字面上断定其为汉代所设白石县。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峨堡镇也有白石崖村,难道是汉代的白石县?研究者应详加考证。

2、西夏建城说  当地民间有称雍仲卡尔为木雅西夏政权退居河湟地区时所建。此说有两方面不合史实。

其一,据藏文史料《雍仲佐海寺志》载:“佐海寺创建于藏历第一饶迥之土龙年,即公元1028年。与此同时,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即唃厮啰——笔者注)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⑦(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手抄孤本),未刻木刻版,记述了从建寺至清代该寺院的发展状况。)而西夏建国于1038年。到公元12世纪,西夏势力才真正渗透进河湟地区,并在此长期驻牧生活。而雍仲卡尔早在西夏势力进入河湟地区的前100多年已经建造,只因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本出自青海果洛及川北、甘南的吐蕃之“冬氏”部族①(注:详见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M],第四编,第一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因此在其返回故地长期驻牧,必然给当地居民造成建政筑城的假象。

其二,雍仲卡尔无论从名称还是建筑风格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苯教文化色彩,而西夏自发展之初就极为重视佛教。②(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十六部》,第11483页。)河西由西夏直接统治近200年,佛教文化甚是兴旺,修复或新建了大云寺、清应寺、鸠摩罗什寺、亥母洞寺、天梯山石窟寺、白塔寺、百灵寺等数十座寺院。西夏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帝派人到西藏,奉请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播教义,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布携带佛经、佛像和法器至西夏,经过凉州时,格西藏布设道场,宣讲教义,弘扬佛法。后到西夏国都(今银川)弘法布道,被仁孝帝尊为上师。西夏尊崇佛教由此可见一斑,因而不可能在甘加地区建一苯教色彩浓厚的城池。

3、唃厮啰与西夏共建说  正如《雍仲佐海寺志》中所载的“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因此以佐海寺僧众为主认可雍仲城为唃厮啰与西夏王一起建造之观点。“宗喀王”为藏史中对唃厮啰的称呼。唃厮啰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被带至河州,河湟一带的吐蕃诸部便在王室后裔的号召力下逐渐开始统一,从而在河湟地区形成一新的吐蕃政权,存在将近100年的时间。而雍仲卡尔正是在唃厮啰政权发展早期的1029年所建,符合一个政权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中构筑城池作为军事防守和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一般规律。

藏文中称西夏国为“木雅噶”,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为藏语中称为“木雅冬”的“冬氏”氏族之一。其原始住地为雪域四水六岗之木雅饶岗山脉一带广大地区,即今黄河上游之大部分地区。冬(董、东)氏氏族又为十八大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组成,它不仅与吐蕃有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而且语言上共操藏语,兼用藏文,风俗类同。1038年党项氏联合周边民族,建立西夏政权,称雄中国西北,包括宁夏、甘肃大部、内蒙西北部、川西北及青海南北大片土地。在甘加地区,西夏人不仅积极地从事着游牧经济活动,还成为了当地最大苯教寺院——佐海寺的最大施主,“历代木雅冬氏王作过常驻施主”③(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并且,据记载,西夏第六代王嘉郭曾在雍仲卡尔长期驻跸,雍仲城周边的大片良田大概也是西夏政权在此长期发展过程中开垦的。因而,《雍仲佐海寺志》里从宗教的角度把它最大的两位施主——唃厮啰和西夏王,作为雍仲卡尔的共同建造者。

此种说法并不准确,客观上突出了西夏与唃厮啰在民族性上的同根同源,但因为忽视了唃厮啰和西夏两个政权在甘加地区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从而掩盖了雍仲卡尔的真正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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