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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

日期:2010年07月05日15:52 点击数:

   作者: 邓锐龄  

乾隆五十七年(1792)廓尔喀之役接近胜利时,由大将军福康安等奉旨筹议、次年完成的藏内善后章程,在清史、西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学术界对此已有充分的讨论,现拟就其形成经过作一简述,俾当时的史事更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目前,或能为考史之一助。

一、史料

本文所据汉文原始史料有以下几种,谨述如下:

1、《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收福康安等4人奏折6件,采自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另外《卫藏通志》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镇抚、卷十钱法、卷十一贸易也载几件原始奏折的节录。

2、军机处《廓尔喀档》(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2006年),此书以皇帝谕旨为主,依其颁发时间顺序编成,始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止于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其中还收录军机大臣对福康安等奏折的审议报告,皇帝的朱批。于中可见章程各条研讨形成的过程。据刊印主编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教授说,此书的汇编时间当在乾隆五十八(1793)、五十九年(1794)间或在廓尔喀之役的同时已展开资料搜集。

3、《钦定廓尔喀纪略》(据西藏社会科学院影印武英殿刊本,1991年),这书出于方略馆臣之手,乃精选润饰上一项档案而成,也是编年体,始于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止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初稿在乾隆五十八年农历九月竣事,刊印在六十年(1795)四月。①(注:《清史列传·福康安传》[Z]“(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谕曰:‘朕披阅廓尔喀纪略’…”;《清实录》[Z]“乾隆六十年四月戊戌(1795.6.4)平定廓尔喀纪略告成”。)

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完成于嘉庆时,记事非只西藏一端,有关事项经过再次加工,故比上述各书简要,但偶有不见于诸书者。

二、章程制定的开端、程序

关于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初始,学者一般选定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1792.10.12),是日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在藏的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从边外撤军后②(注: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上谕撤兵,见《廓尔喀档》[Z]第3册(以下作《廓尔喀档》3),第1451—1456页;《钦定廓尔喀纪略》[Z](以下简称《纪略》)卷38,列在八月初九日条下。),西藏“应行立定章程,更改积弊”,③(注:《廓尔喀档》3,第1527—1529页;《纪略》卷40,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条,通常采用后者。)“章程”二字初见于此。实际上早在五十六年冬,福康安奉命入京觐见,接受领军入藏驱逐廓尔喀侵略者任务时,皇帝已经交下朱笔改定的应办条款,令福康安带去,“会同驻藏大臣逐一参酌损益,详审筹划,以期经久遵行,庶边隅永臻宁谧,并晓谕藏内僧俗番众,共安乐利。”④(注:《廓尔喀档》3,第1507页及《纪略》卷39,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又,《廓尔喀档》1,第171—185页载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福康安赴藏应行遵旨筹办事宜十条,是指示福康安到藏与达赖班禅等见面时如何交代派军入藏的目的等,与经久遵行的条款非一事。)这份条款虽今已不得见,但足以证明皇帝多年蓄意改革藏政,手边已备有章程的雏形。更可以补充证明的是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1792.10.7)、二十三日(1792.10.8)、二十七日(1792.10.12)这6天间急降3件长篇谕旨都涉及善后应办的事宜,如皇帝没有长时考虑,不会在这样短促6天内发出如此多而具体的指示。

1、八月二十二日谕这是皇帝阅过前线福康安、海兰察七月初九日(1792.8.26)奏上廓尔喀王愿遵奉指令送还掠走的扎什伦布寺的珍宝、交出此前同藏方缔结的条文、献出沙玛尔巴骨殖的报告后,批示他们“凯旋为是”的谕旨⑤(注:当时福康安等在后藏时拜发的奏折,须28—30日才到北京,见《廓尔喀档》3,第1245页,福康安的奏折拜发于七月初九日(全文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册第752页),八月二十二日到京,路上走了43天,见《廓尔喀档》3,第1511页。)。全文载于《廓尔喀档》,虽也见于《廓尔喀纪略》(卷39),但省去3处共462字。这里提到将来从凯旋大军中拨四川屯土兵丁留驻后藏、处置在藏的巴勒布商人、禁用巴勒布银币、立定疆界严禁私越、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分出一员驻后藏办事等等。奇怪的是次日即二十三日的诏书中说:

“照昨降谕旨,令拉穆吹忠四人作法降神指出呼毕勒罕,贮于由京发去之金本巴瓶内,令达赖等会同驻藏大臣,公同拈定具奏,作为呼毕勒罕。”

这说明二十二日这件上谕里或同日另发一件谕旨里,初次规定了实行金瓶掣签认定达赖等转世灵童制度,而现皆无存。好在只有一天之差,无关要旨。

2、八月二十三日谕这件传谕仅见于《廓尔喀档》(第3册:第1513—1524页),其他诸书不载,提出应筹办善后事宜约6条,其中,把昨日说的抽派“四川屯土兵丁”驻防边界要地,改为从西藏换班的绿营官兵中支派;原云命驻藏大臣一员分驻后藏,改为大臣二员仍同驻前藏,但须四季轮流去后藏巡边;在不许藏人廓尔喀人越界贸易外,增加边外其它不属于藏地的部落也不许逾界往来;再次申明实行金瓶掣签制;不准达赖、班禅家族亲近管事。最重要的是嗣后噶伦、商卓特巴、第巴、代本等缺都归驻藏大臣拣选奏补,“不必与达赖喇嘛等会商”,如此把西藏地方人事大权全部收于驻藏大臣手中。还命令福康安等将各条及一切应行改革事宜向达赖等当面讲论。

“如达赖等觉有碍难,不甚情愿。福康安等即向告知:尔等既不能遵奉,应奏闻大皇帝将驻藏大臣及驻防官兵掣回,以后藏内僧俗人等诸事,概置不管,倘廓尔喀再来侵扰欺凌尔等,大皇帝亦不复派兵前来为尔办理,看伊等如何登答,再行具奏。”

这就是命令福康安乘奏凯的声威向达赖喇嘛施加压力,语气包含着长时期对达赖行事不当惹来巨大麻烦的愤怒。此旨用“由六百里加紧复加紧”的传送速度发去西藏。或因多处修改前日的谕旨及严厉警告达赖喇嘛之故,所以馆臣纂修《廓尔喀纪略》时不收。

3、八月二十七日谕这里包括正式颁给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四人命他们筹议的12条章程,全文载于《廓尔喀档》(3:第1531—1555页),而《廓尔喀纪略》卷40则删去有关绿营藏兵等5条,专取关于西藏政治体制改革的7条。每条不仅单调地宣布政策,还详尽地解释政策之所以如此规定的根据。概述其内容是:

(1)设立金本巴瓶掣签制。

(2)达赖班禅的商上收入羡余不可作为己有,不可专施放于喇嘛,务须普及番众。再有羡余,可免番众赋纳。

(3)藏中诸事都由驻藏大臣管束料理,如遇噶伦、商卓特巴、第巴、代本出缺,皆应由驻藏大臣捡放奏补,并妥立人事章程,不得仍旧听任达赖喇嘛及噶伦等专擅。

(4)监视萨迦沟红帽喇嘛。

(5)廓尔喀既送还过去抢走的扎什伦布寺物件,当给予扎寺的商上。

(6)查明边界,设立鄂博,不许私越。驻藏大臣按四季轮流前往边上稽查阅兵。

(7)布达拉和扎什伦布的商上的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

九月初五日(1792.10.20)下诏指名福康安等会商善后章程并说:“前次指出各条款如有难以施行者,不妨据实具奏。倘于条款之外,尚有应行办理者,亦著一并条晰奏闻,总期斟酌尽善,事事妥协,永靖边隅。”①(注:《廓尔喀档》3,第1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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